漫谈讀史

一读书、学习、思考我国古代的伟大学者孔子,是十分强调读书的。记载他的言论的《论语》,开卷头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说:“以学为首者,明入必须学也。”宋代的朱熹在《尽心堂记》里说:“昔子路曰:‘有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夫子恶之①。然则仕本于学,而学必读书,固孔门之遗法也”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桃源问源

清时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其校补的《陶集郑批录》中说:“考六朝时,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桃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而陶公聆此,乃为记录之,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此处所讲的桃花源故事为当时“喧传”之“异闻”,是信而有据的。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曾在他的《异苑》中记载了一个和桃花源故事颇类似的“异闻”:“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南朝后期著作《武陵记》也记述了蛮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北宋公私债务的免除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先生在《中国史中公私债务的免除》一文中,对我国自汉至元千余年间封建政府蠲除公私债务的问题,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但当论及北宋公私债务问题时,却云:北宋政和(公元1111—1118年)以前“大体上没有实行过公私债务的除放”,有关其时“公私债负同时免除的事例几乎看不到了。”笔者认为,此论或有所失。鉴于近来国内外学者对宋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视及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以期有助于澄清对此问题的一些误识。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吕祖谦“诗人之心”的探求与构建

作为宋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吕祖谦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以《门人所记诗说拾遗》作为分析文本,我们发现他立足于传统诗学的"诗人之心",在日常的创作和教学中,发明了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途径来发掘构建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诗人之心",这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无疑具有不可忽视之意义。     

中国民俗学研究八十年

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早在1846年英国的汤姆斯（W．J．THOMS）将撒克逊语之“FOLK”（民众）和“LORE”（知识）合成为民俗学的代名词,这个词后来被各国学者所接受和使用;1913年周作人由日本将这个名词引入,特别是1922年他为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正式使用了“民俗学”这个术语,于是逐渐在国内“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而落户。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已有民俗的记载。在《礼祀·缁衣》中所云“彰好以示民俗”,表明了古代人已经有了民俗这个概念。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宋代…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诗》有楚声论

《诗》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这是事实。但前人已指出,《诗》无“楚风”而有“楚涛”。这是从地理上考察的结果,主要是认为“二南之诗”大部分在楚国境内。“二南”即指“周南”、“召南”,其地望大部分在汉水与颍水之间,属楚国境内。宋代学者王应麟《诗地理考》曾对“二南”诗篇中所提到的江河水名等,作了详尽的地理考证,他甚至认为“今名夏口,即诗所谓‘江有汜’也。”如此,则“二南”之诗的地区已直达长江了。当然,对《诗》中的江河水名,不作专名提及时,不必太拘泥,但以此得出《诗》有“楚诗”的看法,还是可信的。我们还应该从音律、语言等因素上,看到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相互渗透融化的情     

书生内奸 尤为酷烈

书生内奸,整害同类,尤为酷烈。公元84年,即在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在太学生中出了梁效的“仁兄”梁郁,他就是一下子把跟他一块坐硬凳唸子曰诗云的同学送进“棺材坐”的。东汉时对太学生比较宽松,儒子们常常议论朝     

两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的参政活动

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业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而太学生积极的爱国运动又与当时的太学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深入探析宋代太学生的救亡图存活动及其特点,追寻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敢与权奸作斗争,死而后已的顽强精神。这对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乃至近代中国民主意识的唤醒都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惠洪”称谓辨

对于宋代著名诗僧,《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的作者,现在人们习称惠洪。实则这惠洪恰恰是其假名,以惠洪称之,明显不妥。据《石门文字禅》卷二四《寂音自序》,其“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祖《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亦谓其是“筠州新昌喻氏子”,“(年)十九试经东都,假天王寺旧籍惠洪名为大僧”。可见他是冒惠洪之名才得以剃度为僧,惠洪是其假名无疑,后来此事被告发,他也因此而入制狱。他在《观音菩萨画像赞并序》中自谓“大观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按:原文如此)累然卧…     

《齐风·东方未明》正解

<正> 《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是春秋时代齐国的诗。全诗三章章四句:“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诗序》云:“《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近代研究《诗经》者都不同意《诗序之说》。例如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说:“这首诗写劳苦的人民为了当官差,应徭役,早晚都不得休息。监工的人瞪目而视,一刻都不放松。”袁梅先生的《诗经译注》说:“这是周代一个小官吏,苦于差役纷繁,他没早没晚地替官府当差,使他寝食不安,满腔怨恨。这首诗反映了周代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等级制度造成的上下差别与对立。”高亨先生     

读《张子正豢注·太和篇》

<正> 张载是宋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史上起过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上承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等,下启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他主张一切皆气,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气本体论的哲学思想体系,把气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正蒙》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当时的关中学者把这部著作“尊信之与《论语》等”(《杨龟山集》卷二十)。所谓正蒙,就是正确的发蒙。王夫之说:“蒙者,知之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迭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太和篇》集中反映了张载的宇宙观,阐明了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实体——气,通过气的无限性、永恒性与物质具体形态的有限性、暂时性,论证了物质不灭。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的高     

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正>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的教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潭嗣同全集》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     

夏鼐同志论“茹毛”的正解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茹毛饮血”辨》之后,夏鼐同志来信并寄来他以前发表的《吕思勉先生“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一文。现将夏鼐同志的来信和文章节录于下:     

“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颜之推思想辨析

<正> 颜之推是“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他的代表作《颜氏家训》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告诫子弟要“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是他的最大心愿,也是《颜氏家训》的核心思想。1 所谓“先王之道”,就是儒家倡导的、尧舜周孔一脉相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家世之业”则是颜之推家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事业。两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实     

宋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特色

封建婚姻制度发展到宋代,呈现出不少与前代不尽相同的新特色。除了“婚姻不问阀阅”这一重要特色而外,还可以举出以下四种。一禁止族际婚宋代婚姻制度最为明显的特色,莫过于禁止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可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曾断言:在中国历史上,“华夷通婚,自古即然。”“唐代以原则论,蕃汉通婚,盖所不禁;以事实论,则实行通婚,盖无容疑。宋代大体甚与唐代同也。”(《蒲寿庚考》)这一说法得到吕思勉先生的赞同,并在其《隋唐五代史·婚制》中加以征引。其实,此说对错兼而有之。     

嵇康音乐理论评析

在历史上,嵇康素以文学家著称。实际上,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魏晋两百年间,堪称为真正的音乐家者,唯嵇康一人而已。《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为《广陵散》,声调绝伦。”可见嵇康是个操琴高手。嵇康还善于作曲,他所作的琴曲,至今还有传谱的,除《广陵散》外,还有《长青》、《短青》、《长侧》、《短侧》四弄和《风入松歌》。但是,嵇康在音乐方面最大的成就,还在于理论方面的建树。今天我们还能读到的嵇康音乐理论著作,有《声无哀乐论》和《琴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