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谷歌事件"管窥中国互联网政策

谷歌退出中国的真实动机是:牺牲中国,重塑形象,赢得全球市场,虽然对中国互联网产业环境及其政策取向、民族网络企业发展、互联网国际交流的影响很小,但对中国网络文化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却较明显;"谷歌事件"也折射出中国互联网政策的不足,应在三个方面着力完善,即在互联网政策的制定执行中,加强与网民、网络企业的互动;强化立法和技术手段,切实保护网络版权;建立多方参与的网络管理协调机构,充分发挥NGO的第三方作用.     

下一代互联网--中国网络产业的二次腾飞

从1995年正式商用化以来,十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上演了一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跌宕起伏、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喜剧.今天,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似乎迎来了新的春天.随着网络通信技术飞速发展,全国网民数量一举突破一亿大关(1.11亿)[1],门户网站实现规模盈利,新一轮网络上市热潮涌动,一批网络精英跃上了财富排行榜,互联网大产业开始形成.历经了烧钱、泡沫、跳水、蛰伏、苦撑,直至再度奋起,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已经在从观念到实际的产业运作模式上踏上了网络产业运营的正途.种种数据和迹象显示中国互联网产业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真实的春天.     

“网络实名制”及其适用

当前,在我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大潮下,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然而,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也埋藏着许多隐患和问题,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现状,网络实名制的实行迫在眉睫,且亟待通过立法予以确认,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予以保护。在网络实名制的适用方面,采取"前台匿名,后台实名"、不同的领域和网站区别对待等方法,最大限度地维护网民的切身利益。     

试析网络有偿删帖的刑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渠道,但是实践中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网络有偿删帖公司操纵网络舆论,不仅侵害了网络自由表达,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伤害。基于网络有偿删帖行为的特点,各方主体的行为和责任也各不相同。网络有偿删帖行为可能触及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从立法完善角度出发,应将一些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网络有偿删帖行为入罪。     

网络口碑传播与互联网的社会化

互联网正在跨越早期虚拟时期并迅速进入社会化发展阶段.网络口碑即是当前互联网向社交网络和社会化媒体发展的产物.网络口碑领域已涉及包括商业消费活动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它张扬草民的合作力量,但也是一柄双刃剑,对网络文化和社会环境具有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双重作用.     

网络社会问题研究现状综述

网络社会问题是伴随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具有失范性质的具体客观事实,已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学界对网络社会问题的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法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经分析.目前国内网络社会问题研究呈现六大特点,需要学界继续关注和加深研究.     

论互联网监督失衡及规范性原则构建

相对于传统监督而言,互联网监督是一种受党和政府以及大众欢迎的新型监督方式,能有效促进党内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发展.但互联网监督面临立法不足、区域发展失衡、监督主体和客体失衡等问题.为了更好地顺应互联网发展态势,发挥互联网监督在网络反腐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构建包括法制性、整体性、兼容性和互动性在内的互联网监督原则,以利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网络文化透视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出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它以其开放性、实时交互性和受众主导等独特优势迅速地发展起来,作用于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网络文化缤纷复杂的内容和异域风格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成挑战,是新世纪中国网络文化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比较法视野下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限制

网络侵权事件层出不穷,在追究侵权人法律责任的同时,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问题成为当前国际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其解决的方法与效果将严重影响互联网业的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在此前提下,研究各典型国家网络服务商法律责任立法,厘清责任限制的界限,进而为我国网络侵权案件的责任归属提供立法与实践上的思路尤为重要。     

论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网络作品为客体的网络著作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但由于网络的特性和立法的局限性,目前我国网络著作权的保护还很不完善,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进行了界定,并立足于对我国现有网络著作权立法的评析,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论我国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互联网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播方式。由于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对于此种新兴事物的法律保护捉襟见肘。在网络立法尚不成熟的今天,许多网站往往只能通过加密、防火墙、入网控制、访问控制等安全技术手段来加强对自身网络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但采用技术手段在给用户带来不便的同时,其本身也并非坚不可摧。网络环境下如何保护著作权便愈显迫切。鉴于此,只有不断地完善网络立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网络作品的著作权,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立足于我国网络著作权立法滞后的现状,以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为根据,对有关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了若干思考,以求能有效促进网络信息行业的健康发展。     

金融创新背景下个体网络借贷犯罪行为的认定

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迅速,但监管缺失导致了该行业的畸形发展,刑事风险攀升。《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对个体网络借贷做出规定,意义重大。个体网络借贷中债权转让和平台担保两种模式游走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地带,在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前,对这两种平台经营模式,刑法应该保持谦抑,谨慎介入。     

欧盟网络安全立法最新进展及其意义

欧盟一直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政策和立法,2016年通过了网络与信息安全指令,主要内容包括:各国必须制定网络与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增强各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和跨境协作;建立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团队并建立欧盟合作网络;区分基本服务运营者和数字服务提供者分别予以监管;确立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制度;平衡网络安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借鉴欧盟经验,对完善我国网络安全法治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制定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和体系化的立法计划;二是分类监管信息系统并突出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三是建立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四是审慎确定监管范围以平衡网络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关系。     

网络文明的社会追求——网络卫生的立法思考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垃圾邮件”和“黄毒网站”等负面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世界各国都对计算机安全进行立法保护 ,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立法工作 ,打击计算机犯罪。但目前仍存在一些空白区域 ,特别是在网络卫生方面。因此 ,有必要专门制订一部《网络卫生法》。     

网络舆论监督权的救济制度研究

权力的天然膨胀性容易导致互联网监管中政府权力的滥用,政府对网络舆论的管制,应当允许公民有要求救济的权利,这就要求必须完善网络舆论监督主体的救济制度。而我国目前的互联网管制的立法多强调政府的监管,忽视对网络舆论监督主体的监督权的保护和救济规定,这和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我国政府网络沟通的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时代,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好地进行信息交流和管理沟通.网络沟通是信息时代政府沟通的有效途径.政府网络沟通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需要.然而,实际生活中政府公共沟通的意识不强,没有制度化,政府网络沟通往往流于形式,网络沟通立法滞后.因此,要强化政府公共沟通的意识,从战略管理层面重视与公众的沟通;政府必须明确沟通的首要目标:协调公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尽快使政府公共沟通制度化,确保信息沟通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增强沟通能力,掌握应对媒体的技巧;正确对待网民留言;加快网络沟通的法制建设,特别是网络立法建设.     

从欧盟"被遗忘权"看网络治理规则的选择

1995年以来,欧盟不断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被遗忘权由此成为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立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历经三个阶段,日趋受到合理限制.在国际上,各国在被遗忘权问题上,存在一般被遗忘权和特殊被遗忘权的立法分野,前者以欧盟最为典型,后者包括美国等国家.鉴于被遗忘权在实践层面并不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反倒给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带来负担,且既有规范体系已经足够为个人数据和隐私提供充分保护,因此我国未来在制定相关立法时,没必要引入甚至扩大被遗忘权,反而应当从数据最小化、 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等层面做出努力,并且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网络治理规则的制定.     

我国网络直播节目规制中的制度失调问题

当前网络直播野蛮式生长的同时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有关的规制制度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在以下方面纠缠不清：网络直播监管对象（媒介）是电视还是互联网？监管主体是网信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还是信息产业部门？监管目的是规范还是发展？实际上,网络直播的监管对象应当是互联网,监管主体应当明确为网信办,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网络产业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从法律规制与社会规制两个方面入手,分层分类完善立法、明确监管内容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和技术监管,解决网络直播的制度失调问题。     

浅谈网络团购及监管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用户购物需求的不断增加,网络团购市场也呈现爆炸性的成长。在分析我国网络团购现状和其迅速发展的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这一新兴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团购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以促进网络团购健康、有序的发展。     

1999～2009年我国网络文化产业政策综述

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政策实践过程主要蕴藏在对网络文化产业的立法进程中,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网络政策管理前期（1987～1993年）;网络政策管理初期（1994～1998年）;网络政策管理发展期（1999年至今）。与国外网络立法及政策制定相比,我国的网络立法和政策制定比较即时迅速,这对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实践带来了较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