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维度

显政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以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发声机制、办事公开制度、舆情回应制度为表现形式的显政体系,集中体现了人民性、科学性、能动性、发展性、兼容性的有机统一。显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表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互促并进。     

“典型政治”:国家治理的逻辑

"典型政治"是国家运动式治理模式的一种,它在社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能有效动员社会,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实现整合社会的理论诉求。"典型政治"的一般运作逻辑是,先"发现"典型,而后"塑造"典型,接着"推广"典型。通过"典型政治"的治理方式,国家逐一实现社会动员、社会控制以及社会整合的政治目标。     

论“群学善群”思想的当代治理意义——传统治国理政方略的流变

群学可称之为中国的古典社会学。群学四命题之一的善群,其核心要务是治国理政。抽象的治国理政价值理念必须通过一定相对具体、可操作的方略才能在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善群方略常常通过一系列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和非制度性手段得以运行和实现。传统中国处理国家事务的方略对于华夏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贡献举世瞩目,尤其传统的善群方略在当今社会治理中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善群方略的古今贯通特色,是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个自信”的历史源泉,也将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全面性”国家治理:实践逻辑与理论维度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分层次统筹治理、调适性分权治理和共在式合作治理的全面性实践逻辑。缘此实践逻辑并整合西方治理理论的不同面向后,凝练出跨越西方治理理论丛林的三维一体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中国国家治理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维度,其内核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由此,国家治理实践的全面性推进逻辑、国家治理理论的全面性整合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性领导逻辑,共同驱动并形塑出中国特色的全面性国家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概念论析

从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语境中探源“治理”概念,并梳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政治报告以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治理”词汇的使用情况,对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概念大有裨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避免西方话语霸权下治理理论的生搬硬套,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观及其方法论,为实现总目标而奋斗.     

“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建立与发展

文章调研现有的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文献,以及南京医科大学档案馆保存的1938年前的所有历史档案?对于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院史实进行了研究,主要从学校概况?学校组织体系?学校教学体系?社会服务及爱国运动等方面进行了归纳阐述?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一些教育理念对现代高校教育仍然有不少借鉴意义:一?注重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二?将教学与爱国救国教育相结合;三?将医学本科分为“应用”与“纯粹”两大部分;四?注重培养卫生行政人员?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国家治理、市场理性与公民权利:“农民工”称谓变迁的内在逻辑

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称谓经历了民工盲流流动人口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变化。从政治经济逻辑来看,这一过程受到不同时期国家核心目标的影响,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不断博弈的过程与结果,尤其是在全能型国家逐步放权的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国家的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面临着城市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巨大压力,为履行对城市工人的社会契约,农民工群体被污名化为盲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完善,在发展主义国家策略下,市场逻辑的强力推动促使农民工快速流动,国家的维稳压力巨大,对农民工群体实现了从控制到管理的观念变革。2005年以后,农民工的公民权利问题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民工成为城市的新市民,在和谐发展的框架下国家的治理策略从管理转向服务。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国家与革命》的时代特色——兼论《国家与革命》的逻辑力量

<国家与革命>具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时代特色,其中每一个原理和观点都是从已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因而它能够从历史的逻辑中揭示历史的规律并预见历史的未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它不仅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发挥了巨大的先导作用,而且为当前批判各种恶毒攻击暴力革命的错误思潮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同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长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以清水江治理为例

跨越行政管辖区的公共问题日益增多,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公共问题上捉襟见肘。治理区域问题的各类主体都存在着内生性的不足,从而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区域公共事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关键在于受区域公共事务影响的利益相关人能够组织成相应的供应单位,该供应单位必须选择利益相关人表达偏好的方式,在利益相关人之间分摊成本的方法,并选择相应的生产单位来生产治理区域公共事务所需要的公共品。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

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场景,科学阐释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效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提升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转化效果。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落脚点,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核心环节,努力实现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党通过自我革命的形式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中发挥着主体中介的作用,实现了两者间的双向互动。党的自我革命运用整体性思维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均衡关系,在发扬国家制度优势的同时,合理地推进国家治理的有序发展。     

中国传统治道之源──对《论语》中政治管理思想的现代诠释

跨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政治管理模式的转变。奠定传统治道基础的《论语》，对中国政治管理模式影响至深。本文从现代政治管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尽管孔子治国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人治主义色彩，但其中仍不乏现代政治管理模式的生长点：其一是“德治”中蕴涵的人道管理观念；其二是“礼制”中包含的制度化权力机制；其三是“正名”中体现的合法性权威原理；其四是“中庸”里孕育的有限性政府行动原则。     

“河长治”：政治势能视角下公众参与治水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公众参与是河长制实现河长治的关键。在地方主官主导实施的河长制政策中,公众积极参与的内在逻辑在于该项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即党的领导在场凝聚政策共识,为公众参与行政赋权,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为公众参与提供引力;构建权势实现组织力量整合,畅通公众参与的组织渠道,提升公众参与作用的权力层级,为公众参与提供拉力;借势成事促成政府多措并举,增强公众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多样性,为公众参与提供推力;强政治势能推动下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公众参与可持续。为使公众长效参与治水,确保河长治,需要各级政府在河长制政策实施中进一步凝聚共识,尊重和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加强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