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一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着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宪政功能。历史表明,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代议制在私人的经济与公共的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实现了协调互动和良性合作。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的宪政工具,而其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对国家财政公共化的组建和监管,来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有限性和责任性等宪政品质。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 ,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 ,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 ,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 ,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 ,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三十年来的中古英国宪政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以唯物史现为理论指南,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重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古英国宪政史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在宪政制度、“宪政王权”与宪政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严重不足。     

洛克对英国近代宪政制度的贡献

洛克的宪政理论对英国近代宪政制度的意义在于 :运用流行的自然法学说为新兴政权提供理论基础 ;汲取传统中“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等合理内涵 ;发展古代分权论、混合政体论以及制衡观点 ,奠定了英国独特的宪政制度的理论基础。     

清末立宪两种宪政模式的比较——英国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国宪政模式和德日宪政模式代表着宪政建构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因而在实际的政治设计上各有特点和分歧。清末立宪中,政府立宪派和在野立宪派都主张立宪,但是基于晚清的阶级、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在野立宪派主张走英国模式,而政府立宪派则倾心于德日模式。比较而言,德日模式相对保守,英国模式相对开放与激进,但是在晚清国家能力不足,制度构建乏力,而民众政治参与过度的情况下,二者都不能挽救清末危局。     

论社会主义宪政的中国模式

宪政是现代民主国家孜孜不倦的追求。社会主义的建立,为宪政的发展提供了制度选择和政治保障。本文从宪政和社会主义的内在特性进行考察,分析二者的共生价值,并对社会主义宪政在当代中国的模式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政权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及政党制度方面的具体构建进行了探讨。     

宪政精神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宪政不仅仅是一种约束公共权力、建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应表达观念性的宪政精神,体现民众的主体意识、宪政态度和宪政情感,蕴含一种正义性的现实关怀和世俗性的终极关怀。近代中国宪政努力的失败,正是因为宪政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工具性的宪法和宪法的工具性--以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为视角

近代中国宪政跌宕起伏,多灾多难。在纸面上的宪法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其在价值追求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工具主义倾向。清末预备立宪首开恶端,孙中山的《临时约法》因人立宪,北洋军阀修宪争权,南京国民政府以党代政,本应弘扬民主政治、保护基本人权的宪法被当成改变国家的工具,变成当权者手中的玩偶和进行权力斗争的制胜利器。此种工具性宪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中国的宪政可谓任重而道远。新时代呼唤新宪政,走出宪法工具论的误区,民主政治应当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     

税收法定原则:宪政主义的公共财政基础

税收法定作为先同意后纳税的原则以及它的公法性质,使得它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中都构成了宪政主义限制公权力的经济基础,同时,税收是一切代议之母,使得代议机关成为实施税收法定原则的唯一理想场所.税收法定原则是唯一体现了国家公共财政之宪政精神的征税原则.     

政府规制私有财产的宪法限制

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私有财产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首先,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到确认;扩大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范围,从一般生活资料的私有权扩大到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其次,明确规定对政府行使权力的限制,即政府只能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并在给予补偿的条件下才能征收和征用私有财产。修正案颁布实施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宪法的这一修改有利于保护我国私有财产权,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然而,宪法的这一规定仅仅从宪法规范上初步肯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地位,宪法能否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作用,还要从宪法学原理出发,对宪法规范和宪法体制的合理性进行研究。     

转型期的社会危机与政府能力建设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时期,同时也是爆发社会危机的危险时期。社会危机指社会陷入的一种不能正常运转的紧急状态或者面临的一种普遍性的危险,它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必须进行有效防范。在转型期,政府在防范并解决社会危机中处在关键地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应当切实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有效防范社会危机。其核心措施是政府应当加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为主的职能,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化,使政府能力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分析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地方政府扮演了制度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角色,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贡献。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既是经济调控的主体,又是经济利益的主体,其双重角色的矛盾与困惑,引发了价值取向的迷乱和行为的失范。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地位,规范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必须转变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     

论政府责任及其限度

政府究竟应当对公共事务承担哪些责任,存在着许多争论。近代西方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领域,焦点问题是安全、公平与平等;现代的讨论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焦点问题是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随着关于"政府失灵"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提出,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市场、社会组织和政府三种机制都各有优缺。政府职责的限定,应当遵循比较优势、优势互补和量力而行三条原则。     

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惟其如此方能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时代呼唤宪政,我们理应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民初政党政治与政体选择

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运行方式,并体现着政权的归属。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选择。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一直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斗争贯穿于政党政治的始终。由于历史、传统、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影响,中国未能选择并形成最为恰当的政体形式,这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诱因和关键因素。     

论国家紧急权及其合理运用的制度建构

由于我国新修订的宪法已经引入了"紧急状态"概念,因此如何构建国家紧急权制度体系,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学理上看,国家紧急权是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了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采取非常规的紧急对抗措施的权力。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国家紧急权决不是一项不受限制的权力,它的行使应当在明晰的法律范围进行,是宪政之限权目标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紧急权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它应坚持目的的合理性、手段的适当性、时间的有限性、启动的制约性等原则。     

电力多种经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电力多种经营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存在着盲目求大的错误倾向,存在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选拔和激励机制未建立、股权结构不合理、集体股比例过高、最终产权不清晰等诸多问题,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政策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多种经营企业应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所有者到位,延伸企业工会的投资职能,取消集体股控股限制,取消集体股不能量化的限制。     

英美同案不同罚现象研究

英美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至今仍然没有适用于全国的统一刑法典，而是采用习惯法、判例法和单行法规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实用性的特点既有其一定的优点，又有相应不可避免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同案不同罚现象始终附随着司法运作的整个过程。在英美这样总体的法律框架内，与导致同案不同罚现象相关的因素主要有判例法、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和辩诉交易制度，并且针对同案不同罚现象，英美制定了细致入微的量刑指南来对其进行制约。     

我国政府或有债务风险及预算管理

或有债务风险是世界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特别关注及重视的问题。我国政府或有债务来源主要是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政府担保以及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等等。我国必须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面向全球经济的财政风险预算管理体制,从而减少或有债务风险对财政稳定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