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论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非性化”叙事——以丁玲、柳青和浩然的创作为中心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史上,存在一种"非性化"(包括"反性化")的叙事倾向或叙事模式。对这种"非性化"叙事进行历时的考察,可辨析出在当时主流革命作家的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所普遍潜伏的"文化阉割情结"及其根源"恋父情结",这种集体性的文艺创作心理症候经过了一个从广度上的扩张到深度上的强化的心理过程,即从初步生成到日益走向僵化的文学精神史历程。结合丁玲、柳青和浩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可证实此现象的普遍性和精神的特异性。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玄幻、差异美学与后现代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绚丽的幻景和奇异的魅影为特色的玄幻小说(或称奇幻小说)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炙手可热的创作题材。在西方"魔幻"叙事的影响下,网络玄幻小说往往从本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挖掘想象的素材,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本土的"奇幻文学。然而,本土的奇幻叙事应如何纳入本土文学的整体经验,才能获得新的文学生命?在后革命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中,玄幻写作又如何营构自身的"差异美学",避免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以"关系主义"的视角考察玄幻小说,有助于厘清玄幻小说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辨析作品与社会、文本与历史脉络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叙事与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与当时的少数民族叙事密切相关,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下,不仅具有身份自觉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渴望成为书写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主体,为在"现代化"语境中重建本土认同,一些批判主流传统的汉族作家也向边缘族群文化寻根溯源.这种"寻根"书写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寻找到了实质性的本土资源,而在于它建立了一种质疑任何现成的文化拯救方案的开放性叙事.     

反抗与拯救——先锋小说创作的叙事学分析

19世纪末 ,西方现代哲学开始了由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背靠这种世界性的哲学背景及其相应的文学转型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于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出现了以形式实验为特征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一方面表现为叙事策略的变革 ,一方面表现为语言秩序的改造。由此进行的文化拯救使先锋小说的语言革命获得了“警世”性的叙事品格     

叙事学勃兴与中国叙事传统

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中国文学也有一个由"诗歌中心"向"叙事中心"转移的过程,明清小说虽然占领了文坛的中心位置,但当时的理论批评领域还未来得及发生相应的战略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的叙事学勃兴,特别是那些立足于中国自身叙事传统的研究,实际上是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这就是因应"叙事中心"业已存在的文学现实,促成由"诗歌中心"向"叙事中心"的理论位移。由于百年来西方叙事处于向中国叙事"放送"影响的位置,西方的叙事观念,包括其模式套路、衡量尺度与价值标准等悄然弥漫于中国文坛,许多人浸润甚深却还浑然不觉。因此,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理论与叙事学,让中国叙事艺术在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应属目前叙事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民族风格”的建构和英雄的“革命”传奇——论《林海雪原》的古典浪漫的民间叙事

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色彩"是作品较为突出的文本特征,与此同时,作品以"传奇"来言说"革命"与"英雄"的时代文学烙印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拟以浪漫主义文学为观照视域,在关注作品古典浪漫的民间叙事品格的同时,将《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革命"话语的融合、冲突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经现代社会剧变和文学变革,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赓续革新。从古典时代到现代,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传统:其一是"抒情传统";其二是"史传传统"。从古典时代的四大名著起,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进入现代,小说更是构成了文学的主导形式,"史传传统"也以现实主义之名占据美学规范地位。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变革始终为激进现代性所支配,直至1990年代,传统文化才获得正面肯定,而文学充当了先知先觉的角色。1990年代以后,乡土中国叙事以其内隐的"史传传统"为中国文学创建出一批重要作品,也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中国文学做出了非同凡响的伟业。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延续至今,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证明了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传统与当代以隐显的两种方式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     

幻: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审美形态

从中国小说的起源上看,源自于民间神仙信仰的"幻化生成"使古代小说包含了"幻"的特质,后经佛教文化的浸染,其想象空间得以拓展和深化。"幻"如同一种文化因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从未消失。从以神仙妖怪的传说幻境为主的普泛叙事,逐渐衍化为一种情节类型和文学结构手段,"幻"成为贯穿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叙事传统和审美形态。这种形态在经典的史传"信实"传统之外,一直本真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中。     

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

志怪与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文类 ,同时也是中国小说重要的叙事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反传统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并未消失 ,而是得到了相应地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在鲁迅的历史与神话题材小说、沈从文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 ,都存在着传奇与志怪的叙事特征 ,这一现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有意味的文学景观     

论“家”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演化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家"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旧家庭被彻底解构,工农家庭浮出水面,革命大家庭真正形成.文学叙事中家庭赖以支撑的血缘情感逐步淡化,阶级感情逐渐取代家族亲情,但传统家庭话语系统仍是革命大家庭的通用规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革命大家庭只是代替传统家庭而非取消家庭的功能.     

《林海雪原》的现代传奇与写真

50年代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中国极其丰厚的传奇文学传统有很深的联系,它的文本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设计明显发生了向中国民间武侠、传奇小说传统审美口味上的倾斜与仿制,是现代革命的逻辑和传统传奇文学逻辑之间达成的妥协;由于《林海雪原》负载着政治宣传和非政治的娱乐两个功能,因此,对叙事文本的战争描写本着真与虚相结合的方法;《林海雪原》在文革中被改编成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基本保留原作传奇性背景的基础上,增强了现代革命京剧表演性成份,不过,为把《智》剧修改的更有"阶级性",原作中的江湖游侠的传奇色彩被换成充满阶级仇恨的内容,经过内容和程式的转换,传奇性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真正结合起来。总之,从小说到样板戏,传奇被赋予不同的含义,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品格是近年学界人言人殊的焦点论题。本文在当前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像两种主要论点之外,着力凸显了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普遍历史的叙事结构源出于启蒙理性。作为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必要表述模式,它普遍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文学之中。这一模式源起于晚清文学,在五四传统与左翼传统中得以曲折展开与日益丰富。它通过对叙事中个人形象、族群形象及其价值的历史化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