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具有承续性的地方政权,它们坚定地认同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其中,历史认同是指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形成的关于血缘、地理和治统观念的认可与接受;文化认同是指它们对源于汉地的有关心理、制度和道统认识的赞同和悦纳。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包括三方面基本内容即以“敬神与德治”为要义的君王政治伦理思想,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以“积善成仙,积恶致祸”为特色的政治伦理控制手段。通过对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两宋道教以宗教特有的方式服务于两宋政治体系,从而对赵宋政权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两宋赦免制度新探

赦宥早在我国上古时就已经实行,长期以来,赦宥仅作为权宜制度,发展到两宋时,则被定为常制。"三岁遇郊则赦",从而呈现出与往朝不同的特点,两宋之所以如此热衷赦宥,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法律思想的转变;"内忧外患"的压力;士大夫的推动。赦宥在缓和两宋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论两宋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废除奴婢制度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律比畜产＂的奴婢制度,唯独消亡于封建历史的中间阶段——两宋。该创举达到中国封建法制史乃至世界中世纪法制史的巅峰。究其根本原因,是宋朝建立的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监督网,行政、监察机构之间的多重权力制衡机制,包括皇帝在内,无人处于监督的真空。故下情上达,促使皇帝与士大夫阶层关心民瘼,上升为国家意志,奴婢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     

两宋饮食与戏剧文化的中西会合

本文通过对翁敏华教授的《论两宋的饮食习俗与戏剧演进》[1]一文和美国汉学家奚如谷先生的《玩食物：宋元时期的表演、食物和人工美学》[2]一文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出两文在探讨饮食文化和戏剧文艺关系时所使用的研究思维、视角、方法上的会合点,凸显两宋饮食与戏剧文化的实质及哲学内涵。     

浅议两宋时期中越之间的战事

中国和越南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但自五代时期越南获得独立后,两国之间的战事不断增加,尤以两宋时期为甚。中越战争大体分为维护宗主权的战争、越南对宋朝的侵略战争和宋朝的自卫战争三种。探讨两宋时期中越之间战事的主要特征以及性质,对我们研究、理解国际形势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两宋乡村政权与社会控制研究述评

国内学术界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前有了大的提高.结合一些重要论著对相关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并就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憾作了一定的总结.     

两宋时期的东亚三国漂流事件研究

两宋时期,宋丽日三国在东亚海域的海上交流空前繁荣,受当时造船技术及航海技术的影响,三国漂流事件的特点也各不相同,其中高丽朝发生漂流事件的次数最多,且漂流民身份最为复杂.漂流事件虽是海难事件的一种表现,却也能折射出当时东亚三国的内政外交情况.漂流事件增多时,表明三国间海上交流频繁,外交关系融洽;漂流事件减少时,则海上交流减少,外交关系进入冷淡期.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时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试论两宋都邑志的生活史转向

宋代以前的都邑志如《三辅黄图》、《两京新记》等多是注重地理风土的记载而绝少涉及人物,即使到了南宋,官修的临安三志等作品也是延续了这一风格。南宋时的杭州已经发展成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市民生活的丰富多彩已是古史所未见,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体,只着重记述地理的旧都邑志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作品应运而生,共同书写了两宋都市的繁华,也引领了都邑志文体向生活史方向的一次重大转向。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     

试论宋代司法制度的发展

宋代在司法机构、审判制度、监察等方面表现出很有个性的“自立一王之法”。中央司法机构建立了审刑院,地方有了专门的司法职务和司法人员;审判上建立独具特色的鞫(审)谳(判)分司制度与翻异别勘制度,打开了越诉之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察机制。     

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 ,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 ,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 ,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 ,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 ,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 ,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从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 ,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 ,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 ,也更接近实际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

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重要转型期的唐宋都城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可以说,我们关注的城市空间应该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如果把唐宋都城长安、洛阳、开封和临安等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进行梳理,它还可以分为有形变化、张力弹性变化和无形变化,具体表现在平面布局的突破、地域空间的拓展、功能区域格局的重新组合、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人口结构的调整、官府职能回应市场的探索与转变等方面。在城市社会经济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都城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城市社会结构变化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商品经济因素展示了其无处不在的穿透力。     

折杖法与唐宋量刑制度的变化

宋代实施"折杖法",改变了基本刑罚之笞、杖、徒、流四刑(包括加役流)的刑罚执行内容。由于刑罚执行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名例律》中与之相关的条文全条或部分内容失效,从而成为唐宋量刑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嘉定议和后的宋金关系

宋金嘉定议和后,金方逐渐丧失了以往那种控制宋金关系发展方向的主动权,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金的衰弱,金的内忧外患严重,宋始终不忘与金的世仇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嘉定议和后的宋金关系的变化,客观上加速了两国灭亡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