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史学略论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惊叹道:“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从文化历史溯源,中国史学不仅是古代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而且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之最深渊薮。如果说在古代社会,西方世界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哲学和宗教文化,那么中国精神文化的最大载体则是史学文化。因此这是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巨大差异现象之一。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

史注作为史学的组成部分,与史学发展相表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发达,注史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注史方式冲破了经学家注经,不对经文作修正补充,侧重阐发文字语义的束缚,走上浩征博引,补史籍之阙文,或正历史记载的谬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对后世注史方式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史注进行探讨,不仅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和中国史注的研究有所裨益,就是对古籍整理工作,也可提供借鉴。以下就这一时期的史注分为:一、重要的发展,二、丰富的内容,三、显著的特点,四、实用的价值四方面加以论述,以期引玉。     

关于信访文书的几个问题

一、重视信访文书的规范化当信访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人类行为系统中出现时,对这种现象的管理也便应运而生。信访行为和对这种行为的管理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信访活动。信访文书则是这种特定活动的文字表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信访文书之与信访活动具有滞后性,它是社会文明和信访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因此,信访文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信访活动的记载,即反映信访活动的各种文字材料。它随着信访活动的发展而日臻完善。     

论历史认识对象的几个特点

史学是阐述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历史认识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也就是不断进步的、但已逝去的人类活动。历史认识是把人的活动转化为认识的客体,是一种人类的自我观照、自我认识。离开了对人的活动的影响,任何事件,包括自然界的重大突发事件,便失去了史学上的认识价值。因此,历史认识的对象有其本身的特点。     

中外散文观之比较

散文(广义的),作为人类共有的交流思想情感的文字载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交际活动和语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人们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话语用非韵的文字记录下来,加以整理,便成了散文。这远比用“合韵”的文字来记事说理要容易和方便得多。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12世纪,人们就用碑文的形式来记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和地形测量的记载。在我国,更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初见散文的雏型。而希腊最早的“荷马史诗”则诞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初,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编成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因此,从书面语言的角度来说,散文的产生要早于诗歌。 既然散文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因而在对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内容和形式的把握上,中外人士既有许多共识,也因民族、地理、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本文试图从散文的名称、特质、类型、风格诸方面,对中外散文观作一比较,以期明确各自的长短,吸取营养,促进我国散文事业的发展。     

西方“历史形态学”的当代观照

"历史形态学"又称"文化形态史学",是上个世纪之初在欧洲史学领域中诞生的一种崭新历史观。它一扫以往笼罩于史坛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成见,从文化形态入手,去深入把握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全貌。20世纪80年代来,西方"历史形态学"研究不仅在史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而且对冷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调整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谈《史记》的写人物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学术界早有定评,但它的历史文学成就,即“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自寿彝:《史学概论》),论者却不多,本文拟就《史记》在写人物上的一些成就,略抒浅见。     

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这一封建社会的末期,野史得到了较大发展,关于晚清历史的野史记载也更为广博。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野史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类野史资料对于研究戊戌变法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需要对其史料状况进行充分的发掘、研究、整理和利用,从而发挥出该部分野史史料的真正价值。     

我国古代编辑的起源和演变

编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产生的。这一历史阶段以文字的产生为其重要标志,以记载文字的物质载体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以及社会交流文化信息的需要为其基本条件。在这一基础之上编辑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古代     

中西史学思想潮流的发展趋向及省思——兼谈司马迁和章学诚之史学思想

一、前 言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有了文明的开始。人在其生活中选择许多不同的方向时,会受到每个地区的地理因素、周围环境的互动(Interaetion)及不同文化的影响,当它向一个方向发展时,这方向就成为它本身的文化基因,发展出各自不同文化下之史学思想。 西方史学思想起源于希腊,经过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发展成极为灿烂辉煌的学问。中国史学思想自春秋以来绵延发展,并影响了周围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另外,阿拉伯史学思想也可说与中、西史学思想分庭抗礼,这些都可说是因不同地区文化基因下产生的史学思想。 尊古卑今是史学思想出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思古的幽情是在尊古卑今的观念下产生的。中、西古代同样都有尊古卑今的观念,古代希腊人有伟大的史著和史诗,但就西洋整个学术文化的系统而论,历史意识显然并不处于中心地位。集大成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诗论》中对历史评价是很低的,远在诗之下。古希腊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却没有发展出有系统的历史哲学。其后,中古西方史学家因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改变了宇宙观,完全不同于希腊人的区域主义或罗马人的“我即世界,世界即我”的世界观。一直到文艺复兴时史学发展之后     

中国原始文化探索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运用丰富的考古和民族学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论述中国原始文化——历法、数学、动植物学、桥梁、船只、医疗、彩绘、雕刻、音乐、舞蹈、文字、教育、宗教等的渊源;论述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是文化产生的根源,文化产生之后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并且丰富、美化了人类生活。充分说明从远古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大而可爱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绍兴贤人志》序

绍兴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城,自从春秋于越立城建都以来,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而于越人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见于正式历史记载,则巳达三千年之久。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约当公元前一○○一年):“于越来宾”。这是于越从考古时代进入历史时代的开端。此后,于越的活动,屡见《春秋》经、传记载,于越部族不断滋繁,于越国家也日益壮大。     

论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两重性影响

一、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确导向 古为今用,即强调通过历史研究和著述来为现实服务的思想,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之一出现较早。大致说来,当古人有了记述其祖先的生活、功绩,战争乃至自然界的变化和异常的需要时,就出现了古为今用的萌芽,正是这种萌芽促进了历史记载的开始、史书的产生和史学的出现。从此,它就始终与中国古代史学同步,日益发挥其作用。中国古代史学独树于世界史学之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确导向。     

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与结构研究

艺术作品、艺术家、文献、史境与文化逻辑,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的五大要素。首先,艺术作品无疑是构成艺术史学的核心要素,没有艺术作品就没有艺术史学的主体;其次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作品的创作者,没有创作者,也就没有产生艺术活动历史的主体;再次是文献,文献是印证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历史活动关系的重要依据,缺乏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史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可信的;前三种要素需置入史境中才能准确呈现其面貌,并得到正确的诠释。这四大要素贯穿于中国文化逻辑结构与历史路径并不断地演变,生成了艺术历史变迁路径的体例与结构轴线,显示出中国艺术史学的文化整体感,形成整合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     

古代历史记述形式的变化

希望研究清楚专属于中国古代王朝和候国历史编纂官的史官遗留下来的公式化历史记述的形式,为本文论证考据的目的。关于古代的历史,和写成文字的历史记录同时并行的还有口头的传说,在中国历史的流传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自然口头传说的东西已经消逝了,虽然它对我们所掌握的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给以很大的影响,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好等待其他的机会再去进行,而在这里专将王朝史官所写的历史记载作为资料,拟将其形式的变化和古代文化发展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作为史学     

试论先秦史学发展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端时期。从远古神话传说的出现,到甲骨金文的记事、各种史籍的产生,以至春秋战国多种历史撰述的问世,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并出现多种历史体裁,史官产生和史官制度形成,各种历史观点和历史观念的并存等。     

文化中的社会及其审读

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而文化也不例外。任何优秀的文化,尤其是人民广为传颂的,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是客观实际与人们需求相匹配的结果。自有文化以来,文字就书写着历史,表达着现实。文化既是历史的再现,又是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百姓心灵的歌唱。审读文化中的百姓声音,倾听民心民意,真正为人民服务,这既是为官为政之道,是人民希望幸福之所在,又是大众文化闪烁时代光芒之所在。     

我国古代文字起源初探

文字起源于何时?这和语言的起源一样,都是不易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远古洪荒,缺少资料可供查考,只能根据考古上的论证,不能据为实录。但我们知道,语言、文字都是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如直接用口头表达,那就赖于语言;间接用笔头表达,那就赖于文字,由此可知,文字是依附于语言而创造出来的。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展很早。我们的祖先以高度的智能,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文字的创造,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之一。虽然史书记载不备,或者出于后人附会,但从人文发展的程序来看,也可以获得若干有关文字发生、发展的端绪。为了探求我国汉字的起源。依据古代传说,以及近年出土文物的资料,还是可以得到若干线索,供人研究的。     

析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因素及价值

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是"史学救国"学术理想的基础;"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促使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自然确立了他史料考证与关注现实并重的史学方法。另外,从总体上看,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当然也有其历史贡献及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