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村社及其命运——基于文本考察与研究

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是否一定要走一条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消灭农村公社的问题;而恩格斯则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像民粹派分子所简单认为的那样可以直接以农村公社为起点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显然,他们各自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以上不同问题作出的不同方向的回答,不构成二人在俄国社会问题上存在对立的依据。相反,他们在俄国村社及其命运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由马克思晚年探索带来数度质疑引起的思考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的又一伟大贡献.1881年马克思给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明确指出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企盼俄国革命的到来使得俄国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痛苦而获得新生.     

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曲折前进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和揭示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发展趋势的时候,形成了俄国农村公社及俄国社会前进过程有曲折的思想,列宁明确地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曲折前进的理论,斯大林阐述了中国革命曲折前进的理论。他们还揭示了俄国、中国的革命运动及社会前进过程产生曲折的原因,提出了克服曲折的途径——发现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着力于展开关键环节,以克服前进过程中的曲折。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展开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我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 一、关于越过“卡夫丁峡谷” 马、恩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所要解决的其实是两个理论上虽有联系,然而性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俄国农村公社保存的原始公有制,是否有可能不经过解体并由个体农民占有制,再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制的道路,而直接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对此曾作过周密的考虑。     

马恩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文本解读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 ,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批评这个问题上形形色色错误观点的同时 ,提出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进化为俄国社会新生支点的重要思想。我们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解读为基础 ,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为背景 ,就可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对于后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及其启示

马克思生前就俄国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为俄国革命的实践和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当起了回应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一系列问题的重任。在当时新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全面阐释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多重性质及其作用发挥的条件,站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高度进一步探讨了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途径问题,并对俄国革命的现实走向作出了新的判断,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     

“跨越论”中“俄国革命”性质之我见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俄国革命是农村公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理解。基于基本理论、历史实际和相关文本分析,本文认为,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与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混为一谈。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与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

1881年马克思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思考和兴趣。这一思想来自马克思长期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和晚年手稿——“人类学笔记”中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因此,弄清楚马克思对于农村公社性质的分析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实质及其具体历史条件,对于理解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分清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派的本质区别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公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驳“马恩对立论”

略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公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驳“马恩对立论”毛石成勿庸讳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社会的前途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同的意见。这对于探索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本来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现象。可是，所谓马恩“对立论”却似...     

邓小平关于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时指出,由于俄国村社的公有性质,以及它是和西欧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东西,所以具有从原始公有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不必经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波折。这就是所谓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设想,为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方     

从共同农业政策看欧共体的运行机制

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涉及各成员国,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三个欧洲大国的农产品生产、出口、进口,农产品关税、补贴等问题,因涉及各成员国的重大利益,故各成员国进行了尖锐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协调妥协.该政策的孕育、诞生、调整,典型地展示了欧共体的运行机制:以各成员国在共同的大利益上的一致性克服它们在小利益上的矛盾性;通过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的艰苦谈判,求得彼此的利益协调.这种运行机制维系了比较松散的欧共体的内部团结,促进了欧共体的发展.当然,它并不能解决欧共体内部重大和深刻的利益矛盾,也不能解决成员国内部对待欧共体的态度分歧.     

农村科技经纪人的角色扮演与功能演变：以江苏为例

对江苏省J市农业科技经纪人的实证调查表明,农业科技经纪人是农业科技传播的重要力量,在农村社区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以农技员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科技经纪人在农村科技传播中存在着缺位与失位,而新型农业科技经纪人由于发展不成熟,其角色的扮演和功能发挥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这些问题的存在都阻碍了农业科技经纪人＂中间人＂角色的扮演,降低了农业科技传播的效果。为此,政府应加大对传统农业科技经纪人开展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科技经纪人组织化的发展,将农业科技经纪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程序。     

如何理解“宗教共同体”——答张庆熊教授

张庆熊教授同意宗教共同体的宗教间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核心理念,但不同意宗教共同体的提法,并对终极实在、理性信仰等概念提出质疑。然而,他对宗教共同体、理性信仰的质疑系出于误解,他对终极实在形式否定但又实质肯定,他对理性与宗教信仰关系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自我矛盾。实现宗教共同体的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理念有赖于各宗教求同存异,并且有各宗教诸多共同之处可以作为其基础。张教授的宗教多元是围绕同一座山即同一中心的,其实与他批评的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并无实质的不同。被张教授赞许的哈贝马斯的宗教融入公共领域、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主张是治疗现代社会伦理缺失的一剂良方,但如果各宗教不能首先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冲突,形成某种形式的共同体,将会把政教分离欲避免的冲突问题重新带入公共领域,因而缺乏体制保障。     

战后日本农业和农业政策的发展过程及现实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业发展经历了制定《农业基本法》及“新政策”的过程,本文着重论述日本农业政策在发挥“多方面功能”中出现的“绿色观光”、“体验农家生活旅游”以及农产品“产地直销”的现实问题。同时,论证农业起着维持地域社会和生活,保全自然环境,保存农业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功能。     

乡土性技术创新与农业产业集群的演进

乡土性技术创新是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其发展演化的主要驱动力。在集群初生期,乡土性技术创新的本地化经验、低成本特点及其乡村社区网络传播渠道促使集群快速形成。在集群成长期,乡土性技术创新的大量衍生促进了集群规模的扩大,乡土性技术创新引发的政府制度供给与乡土性组织的发展是集群成长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在集群的升级期,乡土性技术创新引发了与专业性技术创新的合作,为集群引入高级生产要素,促进了集群的升级。     

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马叙伦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马叙伦的"旧派"形象主要是就其治学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方面他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及其市民角色意识：重庆例证

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不仅是其居住地域的变迁和户籍的改变，而且蕴含着一种向市民角色转型的内涵。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将谈话作为研究主题，研究发现农转非居民市民角色意识开始显露．在农转非居民的生活空间中存在旧乡村话语和新社区文化下的话语变体。话语变化程度反映农转非居民市民化的程度，这一视角有助于了解农转非居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真实状态。     

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对胡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平、学术总体定位、近代史和党史领域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研究还难称系统深入。胡绳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胡绳在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     

论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

海子作为一位必将传世的诗人,除了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他的诗歌中也潜流着民族文化的血脉。首先是他浓厚的乡土情怀,海子的乡土情怀与古代诗歌所体现出来的乡土情怀之间的有联系也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海子的乡土情怀泛化了;把思乡的我与故土都心象化了。同时海子诗中的故土情结还给向往的故土蒙上了一层梦幻中的远古色彩。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之二,是他的诗中反映的历史观念,有着我国古代诗文和古代思想观念的明显影响。最后,在海子的创世说中,水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把水看作万物生长的来源,而且,把水看作一种精神的象征,这又与汉民族农耕社会水生万物的古老观念有着相连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