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审视

根据对实力增长和内部和谐两大基本目标的不同排序,规范性的社会哲学可分为三种: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增长与和谐并重的社会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主张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到19世纪后半期,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被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所取代,中国的社会哲学实现了转型。尽管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但其存在仍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因此,它是现阶段唯一现实的哲学理念。至于向增长与和谐并重的社会哲学的过渡,目前为时尚早,而重返儒家的和谐取向社会哲学更不可取     

儒家宪政主义:一个现实的乌托邦？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这是一幅非常有诱惑力的政治图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国控制王权是失败的,而其教化出的民众之精神也与宪政所需要的公民不相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应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对此,儒家贡献甚少。儒家比较规整与踏实的出路是回归私人领域的生活儒学。     

面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台湾新儒家哲学

台湾的现当代新儒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所面临的是西学东渐,传统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他们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台湾新儒家一直强调的是在文化研究上的现代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国粹派方式。比起他们的前辈师长,台湾新一代新儒家在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方面有着更多的层次和更自由的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能参与到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与解决过程中。台湾目前的新儒学学者已经明显地从老一辈的"卫道"情结转化为一种客观而平和的学理探讨态度,尤其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发展儒学问题上,希望按前辈的学术思路"接着说"下去,而不是"照着说"。     

儒家商道与当代企业儒学的开拓

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积极践行儒家商道,在儒家的家庭观与企业组织、儒家的教化观与员工教育、儒家的德治观与企业管理、儒家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儒家的诚信观与企业品牌塑造、儒家的领导观与企业领导方式、儒家的时变观与企业战略思维、儒家的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企业儒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儒家传统与二十一世纪台湾的展望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在21世纪台湾，应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我想通过对儒家思想在战后台湾具体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的存在形式进行考察，而思考古典儒学所蕴含的某些理念，可能对现代台湾的发展所可能具有的含义。     

从儒家重教崇学传统看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在我们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儒家的重教崇学传统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源。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观点,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状态,使普通人得到了学习的权利;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努力求学;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做人”,挺立德性主体,这对于消解工具理性之流弊具有重要的作用。     

公民社会与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最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原”、“源”不同,因而导致整体伦理架构不同;其次在于二者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认识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公共伦理精神;最后由于伦理旨归异趣,因而伦理诉求侧重于不同的主体。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二者非此即彼的理由,相反,二者实有一种相与之道。     

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先秦儒家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先秦儒家诸子身处社会动荡的时代,因此他们社会思想的主旨和目标都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其中的和谐观念便涉及个人修为、人际关系与社会整合等方面.尽管这种和谐观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但我们若能选择性地加以吸收,将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先秦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及其价值之我见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苟子本着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提出和阐述了"仁者爱人"的人际和谐观,"仁政"、"爱民"的政治和谐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和谐观,"中庸之道"的构建社会和谐方法等以"仁"为中心的社会和谐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儒家伦理对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

传统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这是由儒家伦理规范对中国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所决定的。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本身虽有其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应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     

现代新儒家超越价值观的成就及理论不足

现代新儒家为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对于儒学超越性的层面进行了现代意义的论证和彰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的一次历史转进,并且对儒学心性论现代意义上进行论证,为超越性设定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超越性所作的努力存在着经院化哲学倾向和个体化的体知的思维特征的不足,从而他们所着力阐扬的“内在而超越”是不具有操作性的,也是难以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建构中充分体现其作用的。     

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以"协变"作为儒家的思维方式,基于双重原由:"协",不仅有协作、协调也有和谐的本义;"变",不仅有变动、变通更有变化(进步、发展)的内涵。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是和平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求融通、中和,致变通、演进,是其本质特征。现代术语中的"动态平衡",可与"协变"概念相应。用"协变"比"和合"更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精神。本文选取儒学史上几位集大成者,并在其思想逻辑的展开中透视协变思维方式的最终形成。现代新儒家的"人文演进"观可与协变观匹配。协变思维以其丰富的价值内涵及其现代启示证明:这一思维方式的核心精神仍可与现代世界文明中的可持续发展主潮合拍。     

论先秦儒家的社会管理思想

先秦儒家以人为社会管理的中心 ,以分、和为两种必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以礼、乐为社会管理的激励和教化机制 ,体现了社会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精神 ,可以为我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 ,提供参照与借鉴。     

论儒家与基督教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中最本质的特征。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各具特色的文化 ,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不同的特征 :从根本上讲 ,儒家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体思维 ,它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人这个主体 ;而基督教文化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关系思维 ,它思考的起点与终点始终离不开人与上帝的关系。一、本体论 :天人与神人儒家的本体论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 ,认为天道是宇宙的本体 ,但天道必然实现为人道 ,由人道来体现 ;天道归根到底是说明人的 ,是内在于人这个主体的。从五经时代儒家就已经出现从人的主体角度审视天的思想 ,例如…     

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

现代新儒学将儒学加以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例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有时是隐性的,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其共同点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周易》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这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去形而上学化趋向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旧形而上学确实是“无本”（无源）的,其对《周易》的单纯哲学化、形而上学化诠释确实是颇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去形而上学化尽管同样偏颇,然而确实敞开了重新发现本源,从而重新诠释《周易》、重建中国哲学的可能。     

反省儒家的“传圣人话”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主导学术——儒学不是靠创造而是靠传圣人话延续与成长的。汉武帝之后的大儒都在阐释大师,以传圣人话为己任,在儒家中很难找出自由演说的思想者。早在先秦即已露传圣人话之端倪。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美奂美轮的儒家文化,无不建立在对“真实”忽略不计的基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