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与逻辑学精神

2004年5月,《社会科学论坛》特别推出张建军教授与张斌峰教授的笔谈文章《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以纪念“五四”85周年。文中对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给予了独特而深刻的分析,并在最后指出了多被大家遗忘但却意义重大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现代著名学术大师金岳霖先生当年之所以从政治学转向逻辑学研究,正是认识到了社会政治进步强烈呼唤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并培育了一批有较高素养的逻辑学和哲学专门人才,国内学界因此尊称他为“金逻辑”。这使笔者联想到了…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经济学界的拓荒者——肖灼基先生传略

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先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已经32年了。“文革”以前,他主要研究《资本论》创作史和《资本论》的理论问题。近十年来,肖灼基先生开始潜心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     

“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编辑先生：您好！近日拜读贵刊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是超先生的《周杨‘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和刘成友先生的《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二文,倍感兴奋、激动．据我看来,这是贵刊设置“文革”文学专栏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可称得上是重量级拳头论文,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文革’10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文学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研究‘文革”文学对于深人把握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     

《中国会道门》的历史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会道门的研究,由于档案封存山积,阅读非易,会道门又具有神秘色彩,研究难度较大,所以问津者很少,几乎成了“绝学”。已故史学家魏建猷先生“文革”前用多年时间收集的会党史资料卡片数千张,“文革”中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魏先生又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向中国会党史领域作攻坚战。他的学生们不负师望,近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帮会史》和《中国会道门》     

学术合法性是如何可能的--《先验批判》读后

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 ,中国大陆似乎迎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术的“文艺复兴”。当然 ,这次所谓学术的“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进步 ,也只是相对于此前数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中国大陆的学术陆沉而言 ,比较起 2 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活跃的年代 ,好像也很难说有很大的长进。因此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 ,对学术合法性的条件进行一番批判性审查 ,看看中国学术的发育还缺少什么精神维生素 ,似乎就是一桩颇合时宜的事情了。刘士林先生就是在此适当的时机推出了一本他名之为《先验批判》的适当的著作。正如其命名所暗示的那样 ,这本书带有浓…     

《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综述

四川省青年改革研究会学术理论部于七月九日组织召开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不能满足于给“文革”作出一个一般性的政治结论,更不应该把“文革”、“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不让“文革”的参加者来研究。大家在发言中指出:“文革”作为一个浩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其历时之长久、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目     

在综合创新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记方克立教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

方克立教授是 2 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早在 6 0年代初 ,初涉学坛的方先生就在与李景春先生、冯友兰先生的学术讨论中崭露头角。 80年代初 ,他又与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等学者一起在国内首先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 ,并撰著和出版了“文革”后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在 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中 ,方克立教授成为大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进入新世纪 ,全球化时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走向问题又成为方先生…     

西南联大的精神

一段时间以来，“钱学森之问”触动了国人的敏感神经，大学教育与人才培养成为了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对当下的大学教育有诸多不满之时，人们把眼光投向了过去。一个被津津乐道的事实是，在两弹一星的二十三位功臣中，有八位出自西南联大。在近年来持续不退的“民国热”中，西南联大也是其中的热点话题。2012年3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文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易社强除了史料研究之外，还采访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的近百位西南联大校友以及约五十位联大教师、三十名相关人士。本书面世后，被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前不久，易社强先生来到北京，趁此机会，《新京报》记者、本刊特约记者张弘采访了他。     

关于《“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一点看法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在此之年,在文革的故乡,终有了一本关于文革的专著问世。这就是席宣、金春明先生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此书在清华大学新华书店出售时,很快告罄。据悉,此书第二次印刷已逾7万册。由此可见,此书及此事成为人们勿忘文革、重视反思文革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天涯飞鸿 肝胆照人——评林焕平编《作家学者书信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林焕平编《作家学者书信集》,是一本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好书,它向我们洞开了文坛论坛的一面窗户,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到作家学者们的心声,窥视到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某一侧面。林焕平先生是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这本书信集收录了全国一百五十四位著名作家、学者与他来往的书信五百一十多封,大都是文革后的产物,因为文革前的书信都作为“封资修”文艺黑线”的“黑材料”被查抄后遗失殆尽。书信集的社会价值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通俗的形式 独到的见解──读刘济昆

1993年5月，我和刘济昆先生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上相识。从此，鱼雁往来，友情不断加深，对他也逐渐有所了解。1993年9月，我俩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小说国际研讨会”上聚会，畅谈良久。至今我阅读过他寄给我的书籍已有十几种，可以就刘济昆的作品作篇文章了。刘济昆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最现代的诗》一文，被香港老作家刘以先生收入由他主编的《港岛明珠》一书。他的《文革大笑话》、《牛鬼回乡记》、《中国文坛游记》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胜炙人口，享誉海内外。《文革大笑话》、《牛鬼回乡记》可说是当…     

世纪之交的儒学研究─—读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大约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新儒学”一词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而今不同了,往日的“绝学”成了“显学”,研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论著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一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这股“新儒学”研究的热浪与方克立先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先生的近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全文37万余字,以下简称《现代》）,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翔实的资料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前沿性成果,揭显了“新儒学”何以在中国大陆由“绝学”到“显学”的发展轨迹,表达…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     

二十世纪“龙学”的经典之作——论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

詹锳先生是20世纪“龙学”史上的大家,他以《文心雕龙义证》一书集成了《文心雕龙》的校注成果,不仅成为大陆第一个《文心雕龙》的会注集成本,而且至今亦无出其右者.这部皇皇巨著广征博引,严谨细密,以集解汇注的形式探求《文心雕龙》的本义,以证得对《文心雕龙》原文的确解,从而完成了一部既有会注与集成之功,又具个人理论色彩的“龙学”巨著,成为中国大陆20世纪“龙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亦成为百年“龙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不与时人论短长

一、误入“红楼” 20世纪70年代初,《红楼梦》注释小组成立,日后,该小组成为“文革”期间有名的“红楼梦研究所”：当时林冠夫先生从五七干校返回全国文联不久,即被派往红楼梦校注组工作。他的学术志趣虽不在此,但从注释组这一面说,这一选择颇有眼光。林冠夫先生,则与红学就此终生结缘。     

开拓认识论研究新阶段的新篇章──读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

开拓认识论研究新阶段的新篇章──读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王玉恒《哲学研究》编辑部“文革”前，我国理论界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苏联引入的教科书的思路来研究、阐述和宣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当时，还没有一本系统阐发认识论的专著。“文革”后，在...     

论“文革”题材小说的嬗变

“文革”题材小说,以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很快因《伤痕》、《我应该怎么办》、《月兰》、《在小河那边》、《神圣的革命》、《枫》等大批短、中、长篇作品的问世形成高潮。但此后,便逐渐为“反思”、“寻根”、“改革”、“探索”的声浪所淹没(其间有一些作品以“知青小说”的面目出现,它们和一般的“文革”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后者以“文革”社会为观察点,而前者却是聚焦于“文革”背景下的“知青”的生存状态)。如今,在相隔十多年之后,它们却又悄悄地同时又是成群结队地走上了文坛。 据笔者视野所及,仅从一些主要的文学期刊来看,去年以来就有短篇《青苹果》(沈嘉禄,《十月》1993、1)、《老家的皂角香》(鲁脉,《人民文学》1993、4)、《结局》(吕志青,《人民文学》1993,8);中篇《北京有个金太阳》(李锐,《收获》1993、2)。此外,笔者还读到一部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碑》(叶玉生,海峡文艺出版社)。     

不争不“明”——读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

不争不“明”——读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周利娟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以下简称《评论集》）为学术界开展批评带了个好头。学术批评本来是件好事，它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可是“文革”以后，很少有人发表学术批...     

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中国传统中知识分子向来不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二”中说，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在今天，这种说法仍有极大的价值，其道德教化的意义可以淡化，即道德姿态必须放低，不能一切从道德立场出发；而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则必须强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由“反右”而“文革”，对知识分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运动。批胡适可视为前“反右”运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