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译《东坡诗九首》

20世纪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观点对立,以《学衡》与《新青年》为平台展开激烈论战.1939年,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天下月刊》合译《东坡诗九首》,以精湛的译笔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学经典之作.阿克顿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并立志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创作成就,反对新文学在创作中尽弃文学传统.而陷于"南北之争""二胡之战"的胡先骕,则认为新文学脱胎于古典文学,他以《学衡》《天下月刊》为阵地发声,力证新文学对古典文学应取传承借鉴的态度.胡先骕与阿克顿对苏轼诗的合译,以古韵为鉴、古今并举,旨在提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互鉴共存的发展观.     

鲁迅与学衡派

80年前,鲁迅针对《学衡》杂志第一期作出了对学衡派的评价,虽然学衡派并未正式对鲁迅言论进行反驳,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今天,重新反思这场论争,可以看到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决非私人恩怨,而是分别代表了文化转折期相反相成的两种思想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前者站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革新,创造新文化;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准绳,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站在21世纪的开端,思考这两种文化选择的意义与局限,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 ,在西方眼光与学术话语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 ;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 :在引入西方文化上 ,反对失于一偏。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上 ,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其实质仍是一种西方眼光     

在学衡派对新诗的批判中探讨其自身得失

学衡派是一个以文化批评著称的社团.学衡派对胡适及其所提倡的新诗不无中肯的批评,新诗也的确在学衡派的批评、制约中对激进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纠正,但是学衡派保守的文化立场,使得其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并无实质性建树.通过学衡诸子对新诗及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其自身文艺理论的得与失.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另类现代性的构建——从翻译看《学衡》派

《学衡》派诸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歧,并不在于整体性地肯定或者否定西方文化,而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倾向于学习西方当代文化,而《学衡》派主张学习西方乃至世界的古典文化。《学衡》对于西学的翻译,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对于白璧德本人著述的翻译介绍,希望借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澄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二,对于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正是白璧德及其中国弟子们所崇尚的西方文化精华;三,对于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西方文学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所选择的西方文学精华,与五四新文化者的视野是并不相同的。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士大夫: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

禅宗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征的佛教宗派,这已成为学界的定论和共识.然而,学界的禅宗研究一直来都将焦点集中于禅宗具有哪些中国文化特征,而忽略了或不够重视这些中国文化特征到底是如何进入禅宗的,毕竟谁都知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弥补了相应研究的空白.笔者认为,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责任感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或者说士大夫知识分子是禅宗携带上中国文化特征的中介.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从赛珍珠的演讲看《同胞》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定位

以描写中国农村生活、体味中国农民疾苦而闻名于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赛珍珠对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是她为其设计的人生定位,也是她苦苦挣扎于东西方文化不同张力之下的最佳选择.然而这样的平衡是短暂而脆弱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往往成为她最终的精神归宿.结合她于1933年发表的题为<新爱国主义>的演讲,仔细分析其代表作<同胞>,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海归派"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     

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模式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背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强制的历史合理性相交织,必然引起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剧烈与持久.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知识分子就在不断地探索调适中西文化的途径,文化传统主义、文化折衷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就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依次发展的三种价值选择模式,也是中国人整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尝试.近代后期,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超越了这三种价值选择,在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中国先进人士整合中西文化的理性价值选择.     

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略论知识分子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的使命与担当

传统文化精神浸育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种种独具特色的精神本性和人格特质,当然也有其弱点和缺陷。这种本性和特质以及当今时代对优秀文化传承的迫切需求,使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可推卸的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大使命。作为有所作为的中国的真正知识分子,应当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知识分子那种撼人心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古今中外的文化碰撞、交汇中正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以及传统文化自身的种种悖论,并在对文化悖论的反思中走向自觉,通过寻找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卓有成效地担当起文化传承的使命。     

严复的“会通”与自由

从清末开始,中国与西洋接触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强劲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现象。由于文化上的非对等关系,又加上政治和经济等原因的影响,与西洋文化的接触便带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积极导入西洋文化的潮流与执拗维护传统文化的潮流并存,欲以欧化破坏中国传统的倾向与固守旧有礼教政俗的倾向并存,问题的两面性非常显著。在其夹缝之间,严复摸索出了独自的中西文化"会通"方法。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裹挟"了西方批评者,一战中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时,要求西方多重视东方思想。可是,当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就出现了一些传统保守派。这就势必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与保守主义者格格不入。     

现代中国视域中汉语写作转换的历史意义

在古老中华文明向现代中国转换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汉语写作具有奠基性、标志性意义,它为现代中国的生长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和载体,进而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文明进程。文言写作向现代汉语写作的成功转换,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业绩之一。近年来所谓汉语写作的“失语”论、“汉语写作危机”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汉语写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又经历了中西文化撞击和现代化洗礼,融汇了西方语言的优势和特长,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融合力和再生力,随着民族的强盛,汉语写作必将发出更强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