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

<正> 恭三; 今天下午,极疲累,因上午二客人来,谈甚久,午饭后,脉搏间歇频繁,不得转侧而卧。下午,收到《文史哲》,鼓其余“勇”,一气读完你的大作,大快我心,立即走笔。我痛心于《满江红》著作权之被剥夺,此感情作用也。而你的堂堂大文,则给以科学上的论证。甚得我心,甚得我心! 对于“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我与你及一般讲解不同。我在你文引此句高头题了两个句子(这是我读书的习惯):“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也。”如我所解,始能与全词高昂气概吻合。不知老友以为然否? 克家二月五日灯下疾书恭三: 昨晚灯下,兴致冲冲,急草一函,以表对你的大作欣慰之情。今再就“三十功名尘与土”发挥几句: “八千里路云和月”,亲经实感也,将“三十功名尘与土”解为“视功名如坐土”,则成为抽象的、象征的了。与词意不合,此其一。整个词的调子,慷慨激昂,忽插此“消沉”。     

廖燕思想探索

廖燕(公元1644-1705年),初名燕生,字人也,号梦醒,更号柴舟,广东省曲江县人。廖燕祖籍豫章樟树镇,始祖宣义公在明洪武元年迁居曲江县。廖燕自幼聪颖好学,善思多问。据曾璟在《廖燕传》中说:他“幼时,就塾,问师曰:‘读书何为?’曰;‘博取功名。’燕曰:‘何谓功名?’曰:‘中举,第进士。’燕曰:‘止此乎?’师无以应。”廖燕自己也讲述过家虽贫,而志于学。他说:“燕始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 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一部书的小范围,认为是“百中之一二”现象,这是不。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实物地租是井田的剥削方式——兼评郭沫若同志的战国封建论

一什么是井田的剥削方式呢?《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说:“九夫为井,……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农民种井田要“贡赋”。《国语。齐语》说:“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相地而衰征”与“井田畴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井田”也要“相地而衰征”。韦昭注“相地而衰征”云:“相,视也;差,衰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     

一篇值得赞颂的“怪”文章——读《野茫茫》有感

<正> 一九六一年,杨朔从锡兰回国后,曾对其弟杨玉玮说:“我要写一篇‘怪’文章。”在写作期间,他与友人通电话时,也曾说过:“我正在写‘怪’文章。”而后,一篇值得称赞的“怪”文章——《野茫茫》与读者见面了。(引文见杨玉玮同志与笔者的通信)。我认为,这篇散文首先“怪”在它与常见游记体散文的写法迥然不同。游记这种文体在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贺兰山”是实指还是借指?——也谈岳飞《满江红》的真伪

夏承焘先生曾以“贺兰山”为证据之一,疑岳飞《满江红》词是伪作。其理由是:贺兰山在西北甘肃河套之间,而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与“踏破贺兰山缺”方向背乖。(详见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去年十月,香港《明报月刊》又登了徐著新先生的《不是岳飞的〈满江红〉》一文。该文在夏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挥说:“全词最可疑的一句,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贺兰山’一地,在古代并不知名,北宋时始见于史籍。其地点,则是在甘肃宁夏一带,该地宋时是属于西夏,而当时西夏与宋,并无战争。所以贺兰山与岳飞心目中所要直捣的黄龙府不但相差甚远,而方向也大不相同。以岳飞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熟知地理形势的人,绝无可能有此南辕北辙的说法。”这些见解,从贺兰山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事实来看,自然是论据确凿,言之成理的。但文学作品往往不同于历史著作,特别是我国的古代作家都擅长用典,因此如果     

“人遗矢”“鬼唱歌”解辨

《江汉学报》本年第7期刊载了《“遗矢”一典再释》一文,该文认为毛主席《送瘟神》中“遗矢”一典出于贾谊《过秦论》:“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说“‘亡矢遗镞’既然是一个迭词,矢与镞又无法分开,倒过来说‘遗矢亡镞’也还是一个意思,把迭词改作单词,说成‘亡矢’或‘遗失’,仍然是一个意思。”因此“千村薛苈人遗矢”“就应该是许多村子都长满了野草,很少有人踪迹。”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既然“亡”“遗”意义相同,为什么不迳言现成的事实“亡矢”,     

试论我国报告文学的兴起

<正> 我国的报告文学究竟于何时兴起?以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引用以群同志《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的提法:“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辞还未被确立起来”。田仲济先生于1963年《文史哲》三期上发表的《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里,提出不同意见:“……而正式以报告命名的作品,则不能不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战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但因此而说在这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或类似报告的作品出现,也是不确实的。”在1980年四期《时代的报告》上,刊登了田先生《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又提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的产生应该说开始于五四时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周评论》上亿万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

《离骚》迷离惝恍、不遵矩度的风格特征在“求女”与“远逝”两段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屈子之父……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而就纵横开合、超逸奇幻来看,似乎“求女”又胜“远逝”一筹。《离骚》向有奇文之称,“求女”可谓奇中之奇。这段文字的含意难于理解,但对全诗来说十分重要,只有正确理解它,才能认识《离骚》的深刻意义,才能“令屈子一片深心,千古共白”,而“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所以,自汉代以来它就成为《楚辞》研究的“热点”,新说层出不穷,至清代以前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1、以求女喻求贤臣、贤土、良辅,此说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从之者有戴震《屈原赋注》、钱杲之《离骚集传》、王邦采《离骚汇订》等;2、以求女喻求贤君,此说朱熹《楚辞集注》主之,从之者有蒋骥《山带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