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

求真与否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而是共途。西方近代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历时性,核心内容在于探寻历史规律。中国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共时性,核心思想在于阐明治乱之道,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体系。20世纪以降,中国史学革命愈发重视规律,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却愈发轻视规律。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时空成为抽象的存在,历史认识同样不能脱离共时性与历时性而抽象存在。将中西史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有机结合,或许有益于史学的未来发展。     

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源远流长,不过迄至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中外史学直接碰撞以来,才以其恢弘之势,写在人类史学交流的史册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内容宏富,它将为史学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即从它与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关联就可略见一斑。中外史学交流多途贯通,其主要有译书、教学、著述和讲学等。中外史学交流对于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意义重大,也将给未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对我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凝重的历史篇章。本文论述了苏联史学东来的多种途径 ,着力于探讨它的历史理论之引入在我国史学界所激起的回应 ,并以《苏联共产党 (布 )历史简明教程》、《世界通史》两例个案为佐证 ,对这一时期的中外 (苏 )史学交流史进行了历史的小结。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推动--以围绕罗森研究的中日史学交流为例

中国历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要把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放在世界全局和国际关系的格局之中 ,从各种角度去考察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 ,同时从各个角度对中外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剖析 ,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 ,中外史学交流也日益频繁 ,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史学研究 ,对罗森的研究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学术的沿袭与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东渐中字句沿袭现象剖析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存在着沿袭西方或日本相关论述的现象。本文对此现象进行剖析,认为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沿袭是当时学人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介绍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式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当时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建设的理论基石。本文以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分析了实证主义由最初的科学方法论向后来的泛科学主义转化的具体过程,并阐述了这种转化对新史学学科建设的深刻影响。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马克思与西美尔

人们通常认为西美尔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其实西美尔反对的只是他那个时代盛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解释,即“经济决定论”。西美尔为弥补经济决定论而提出的文化异化学说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反思现代性方面有着深层的一致性;在对马克思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西美尔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顽疾——个体生命感觉异化。但西美尔局限于从观念中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终未达到马克思扬弃异化的认知水平。     

冯雪峰与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其文艺批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了中国一代最早的无产阶级文艺家,是当时中国革命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他的某些理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冯雪峰,不仅提高了冯雪峰的马克思文艺理论水平,也为他提供了现实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思路和方法,这在冯雪峰的文艺革命功利观和现实主义批评中得以鲜明体现。同时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接受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理解与运用上呈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由于盲目跟随时代潮流,对普列汉诺夫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论中国新文学界对勃兰兑斯的接受

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另外一个国度常常难以获得作家和诗人那样的关注与礼遇,但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却在中国得到了真诚的赞赏、高度的评价和广泛的接受,这与鲁迅对他的倾心认同大有关系,其根本的原因是,勃兰兑斯对于丹麦文学的检讨对应着中国现代文学家对于本国文学的批判,他对于世界文学批评的贡献投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家的批评要求。     

荣格的“精神现实”理论及其哲学意义

荣格认为,"精神现实"概念实质上是一种能量观念,这个概念是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基石。精神现实的终极性质至今仍然是未知的。精神现实的主要内容是无意识,其基本因素是信仰与信念、幻想与幻觉等,其基本特性是自主性与自动性。"精神"的根本意义在于重新为现代人寻求精神家园提供了基础与通道。     

论亨普尔的科学观

亨普尔的科学观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其基本立场,以数理逻辑为其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科学的结构与功能、科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合理性、进步性的根据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达到进一步改进科学,为科学的发展服务的目的。他的科学观指引他对科学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系统逻辑严密的研究,其所有作都是围绕对科学问题的研究展开的。他放宽了经验主义认识观的范围,指出在方法论中对科学目标的解释存在一个从语义的本体论到认识论地相对化的转向,逻辑经验主义认识意义标准具有整体论的倾向;在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上他试图融合历史的和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     

齐美尔、布迪厄文化社会学及其政治哲学解读

当前,随着身份政治、认同政治以及承认政治的日益受重视,文化社会学的意义凸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齐美尔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主要思想内容,并对之进行政治哲学解读,以期实现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更加深入的把握.从金钱文化出发,齐美尔看到了文化对于政治的刚性影响力;从文化生产场出发,布迪厄则看到了文化对于政治的软性影响力.因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齐美尔与布迪厄的思想实际上是具有互补性的.     

粤港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困境及其对策

CEPA实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促进粤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发达的市场经济、规范的市场秩序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当内地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尚不成熟时,对香港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不可期望太高。积极主动引入香港服务业的投资,迅速改变广东服务业的落后状况,同时提升制造业及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关键在于广东的制度创新。粤港服务业全面合作及开创经贸合作的新格局,迫切需要广东在市场经济制度上有根本性的突破。     

清晰论证:G.A.柯亨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证何以可能

G．A．柯亨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价值论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其通俗表述是“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而其严格表述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柯亨论证说依据严格表述,通俗表述是错误的;而依据价值的约定定义,严格表述也是错误的。所以,柯亨认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剥削论证是不成功的,他提出了以“只有工人生产了拥有价值的产品”为基础的清晰论证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证。柯亨的这个新论证也存在问题,所以后来柯亨的剥削批判是以“自我所有”为论说对象的。     

科斯与塔洛克、交易成本与寻租成本：一个比较分析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塔洛克的《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都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开创性论文。前者因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思想 ,直接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乃至整个新制度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后者因提出了寻租成本的思想 ,直接为寻租经济学乃至整个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从作者的学术背景、写作风格和使用的核心分析工具三个方面对这两篇论文提供一个全面比较分析。     

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协调建设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基于财务、竞争和战略三大导向,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2G、3G和4G移动通信网络的协调建设问题.代入实证数据进行系统仿真,结果显示,财务导向倾向于投资2G网络,竞争导向倾向于投资3G网络,战略导向倾向于投资4G网络.此外,政策乘子的改变,亦会影响三代网络的投资占比.运营商可以根据自己的导向偏好来选择重点投资的网络类型,并可运用政策乘子进行投资比例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