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中再“画眼睛”——读鲁迅手稿札记

鲁迅先生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诚然,把“画眼睛”理解为人物肖像描写的一种手法,这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鲁迅关于“画眼睛”艺术的意义远非如此。他强调要“画眼睛”,而反对“画头发”,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严格区分本质与非本质、典型与非典型,画出人物的个性特点。鲁迅提倡的“画眼睛”,就是指一种白描的艺术手法,即用最简练的笔墨刻划出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和主要精神特点。鲁迅以他的创作实     

赵树理小说人物塑造的艺术特点散论

一、“画他的眼睛”“画眼睛”的手法是鲁迅先生在总结刻划人物经验时说的。原文是:“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付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赵树里对人物肖像的描写向来惜墨如金,可以说非点睛之笔而不运腕挥毫,“画眼睛”是赵树理刻划人物的第一个特色。例如在《表明态度》里对永富老婆的描写:     

漫谈鲁迅小说中的眼睛描写

<正>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创作中,要塑造出一个成功的人物,就要特别重视眼睛的描写,鲁迅先生对此就很重视。他说:“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认为这样的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怎样做起小说来》)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眼睛描写,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狂人日记》中的眼神描写

古人云:“胸牛不正,则眸子眊焉”。观代人也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眼睛的刻画,往往能显示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精神状态。鲁迅先生认为,作家要以极省俭的笔墨,集中地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来,最好是“画眼睛”,“倘若画了全副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义”。因此,他的小说,常常“寥寥几笔而神情毕现”。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形象的眼神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血淋淋的吃人本质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愚味和麻木。深刻的主题思想,是由高超的艺术技巧表达出来的。《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栽,用第一人称来写,情节跳嵌,挥洒自如,或记叙,或议论,或抒情,不受限制,所以鲁迅说:“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读者的心”。     

关于鲁迅散文诗《雪》的主题

鲁迅先生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散文诗《雪》,现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对它的主题应如何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通过描绘‘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两幅雪景,抒写了自己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趣.”(《读鲁迅散文《〈雪〉》,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并批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认为李何林同志关于《雪》于情景之外“还有所象征”的说法是与作品实际有很大距离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可参看陕西人民出版社《鲁迅〈野草〉》注解)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学习鲁迅小说札记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事,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这是他遗留的宝贵的创作经验之一,今天我们应该很好学习、继承、发扬。俗语说“画龙点睛”,因为眼睛是传神     

读鲁迅《秋夜有感》——兼与几位同志商榷

如何理解鲁迅《秋夜有感》一诗,曾经引起过讨论。主要分歧是,《秋夜有感》的内容和张梓生及其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是否有关。张恩和同志《风雨鸡鸣斗志弥坚——对鲁迅诗<秋夜有感>的理解》①一文,持“有关”说。陈瘦竹同志不同意张的“有关”说,认为在联系当时形势时,“过于狭隘,因而难免牵强附会”②。严迪昌同志虽然也认为张的一些论点“欠市慎,与史实不符”,但却支持张的“有关”说,认为“鲁迅与张梓生及其接编《自由谈》的关系恰恰     

《山海经》研究的意义

1 鲁迅先生在一篇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道,《山海经》是他儿时“最为心爱的宝书”之一。因为那里面“画着人面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因其所书所载一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故而我国历来的古籍书刊都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志怪”书。 的确,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号称“奇书”。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包含着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     

试论《故事新编》的象征内涵——兼谈《故事新编》的性质问题

尽管文学理论家们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差别明辨得一清二楚,文学理论教科书也对此作了清晰的表述,但在某些特殊文学作品面前,这些放之一般文学作品而皆准的理论也会变得苍白无力。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是这样。有的同志认为:“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鲁迅运用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概括手段,基本上是一致的,持续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他们认为《故事新编》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有同志认为:“《故事新编》在塑造     

许广平撰写的鲁迅研究文章篇目索引

编前小记鲁迅先生的战友和夫人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先生生前,特别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写了大批介绍鲁迅生平著作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一部分收集在《关于鲁迅的生活》、《欣慰的记念》和《鲁迅回忆录》三本集子外,还有不少散见于解放前后的报刊,收集匪易.查阅不便,而这些文章,同许寿裳先生的有关著作一样,同为研究鲁迅生平思想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倘能有专门的《索引》行世,起码可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一点翻检的线索,但就笔者所见,长期以来,还没有同志作此笨重的工作。     

也谈《阿 Q 正传》的主题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发表已近六十年了。人们对阿 Q 的典型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阿 Q 正传》的主题思想,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绝大多数论者认为主题包括两部分内容:批判国民性,批判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认为主题就是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批林批孔”时,又有人认为主题就是“批孔”。还有人认为主题是劳动人     

所谓《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质疑

去年十月号《杭州文艺》上,刊登了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为了证实这篇“佚文”的真实性,同时发表了原件提供者沈家骏同志的《一点说明》和绍兴地区师范学校谢德铣、王德林同志的《初步考略》。沈、谢、王同志的文章中,虽然也有“榷商”的字样,但实际上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沈家骏同志断言《祭文》是鲁迅“挥笔写就”的,谢、王等同志正式宣布《祭文》为“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祭文》果真是出于鲁迅手笔的鲁迅佚文吗?我们认为不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将这篇《祭文》抄录如下,而后从六个方面提出质疑。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小齿轮”、“大齿轮”指的是什么?

鲁迅先生为柔石的小说《二月》,写了一篇序,叫《〈二月〉小引》。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这段话幽默而又风趣,乍看一遍是不容易理解的。有些评论《二月》的文章,在分析肖涧秋时常引用这段话,但对原意都避而不解,有的作了一些解释或分析,但不中肯,我认为甚至违背了鲁迅的原意。如把“大齿轮”理解为社会,或“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由于肖涧秋没有走向社会,没有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悒郁、苦闷,没有前途。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兼辨《水浒》成书之前并无所谓“词话本”流传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水浒》研究者大都认为这部长篇白话小说,是由简本扩充为繁本的。例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设想明初人做的《水浒》,“是很浅陋幼稚的”,只有到“明朝中叶的文人”把它“重新改做一番”,方“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就是最早的“由简到繁”论。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一步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他还认为这种简本,“其成就殆先于繁本”。由于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肯定了“鲁迅这句话不错”,这就影响了不少的《水浒》研究者。聂绀弩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水浒》论文,就发展了这种“由简到繁论”。如说:     

谈古典诗词中的“名词句”

名词句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特殊句式,人们对这种特殊句式的认识,目前尚不一致。例如,在郭锡良等同志所编《古代汉语》中,将“春浪棹声急,夕阳花影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类的句子都归入省略句之列,而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却将“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之类的句子统归入“名词语”之中。王力先生所说的“名词语”,即我们所说的名词句。笔者认为,郭锡良等同志及王力先生在上述诗句结构的分类方面考虑得不够科学,没有将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

一“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这样做,下一代人也会这样做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才开始这样做,客观上,为时已经过晚了。”这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青海湖》《论鲁迅的剖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文)的结束语。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鲁迅”?据说,“长期以来,……没有人明确地说出过鲁迅先生的创作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好”“坏”不分,“说”而不“明”,如此认识,能不     

意境说初论——王国维美学研究之一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不论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生涯只有短暂的二十余年,但是在史学、哲学、美学、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老实到象火腿一般”(《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郭沫若同志认为他的论著“领导着百万后学”(《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吴文祺先生称他是“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盏引路的明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