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

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推动政府行政实践的不断变革。随着信息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及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政府已逐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因此,从“全过程”视角揭示政府信息化发展的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尤为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先后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筹备与普及阶段、电子政务建设阶段以及数字政府建设阶段,在政府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数字政府建设目标更加清晰,信息技术实施架构和制度基础日益完善。以信息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政策行动、设置“规划式”发展议程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所遵循的实践逻辑;而党和国家重视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重、坚持“渐进式”发展则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学说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为主、阶级性为辅。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本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理论基础,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价值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着完整的理论逻辑,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本质学说之上,遵循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运行轨迹,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价值目标。     

精英谋利、村社托底与地方政府行为：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的双重逻辑

在当前农业经营体系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制度创新驱动、农业治理考量、政绩思维诱导等多方面动机,积极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转型,通过资金、项目、技术、政策多维扶持政策帮扶新型经营主体。而作为地方治理创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此背景下呈现出两种发展逻辑：一种是由资本、大户等经济精英主导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社,另一种是迫于政府压力,为了完成行政任务而由政治精英成立并承担兜底职能的合作社,从而产生的社会后果是精英谋利、村社托底、土地股份合作社背离其制度设计初衷。不仅不利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排挤了小农利益,还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威胁粮食安全。     

现代化道路的中国逻辑及其世界意义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现代性建构的理论逻辑与现代化展开的历史逻辑相伴相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性构建和现代化建设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现代化要实现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整体变迁,又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要求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性逻辑的超越。中国现代化道路在推动世界反贫困事业、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实践等方面,具有广泛、深远的世界意义。     

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

随着全球范围内治理需求的日益高涨,基于治理失效的风险及"元治理"理论的兴起,引入"政党——政府——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阐述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政党参与地方治理具有本质必然性与时代必要性;政党通过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与治理网络结构,实现其治理网络构建、资源整合及治理重塑功能,最终从增加社会资本、提升治理能力与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高地方治理绩效。     

农业治理困境与分利秩序的形成——以中部W省H市为例

国家干预和治理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农业治理过程中,政府扶持弱质性的农民难以实现规模农业,政府与高度分散农民对接出现了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农业经营主体重构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农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在形式上实现了规模农业,并消解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问题。但农业企业的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扭曲了资源配置逻辑,导致了分利秩序的形成。分利秩序使得农业治理困境结构化,简单地改善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农业治理问题。     

论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在逻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百年奋斗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从理论逻辑来看,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关系的内核,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要素,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体现;从历史逻辑来看,坚持党的领导历经科学社会主义初步确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曲折变迁,最终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者、领导者、践行者,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的实践与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且项目资源下乡愈发趋于经营村庄。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目标的政绩考核,将项目资源集中投放到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围绕乡村景观化打造的项目资源下乡由此呈现经营性转向。这种经营性转向形成项目资源下乡的经营逻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资源的持续性输入打造亮点,借助行政力量对村级组织的替代主导村级发展,并利用招商引资对乡村景观进行资本公司化运作,从而实现对村庄的整体性经营。但其经营实践却带来项目资源的供需脱嵌,导致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同时引发私人争利意识,造成村民脱域,瓦解村庄公共性,在此过程中村治主体的更替与村级组织的边缘化也不断弱化村级治理能力,导致村级治理脱嵌。从资源下乡视角观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是由下乡资源内在发展导向的异化所致,项目资源下乡具有特定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但其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中被异化成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论倾向。基于此,项目资源下乡应立足村庄与村民本位,通过激活基层治理实现下乡资源的发展目标,以治理促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乡有机融合与一体化发展。     

多重逻辑下乡村治理的“漂移”——以东北某村粮食补贴政策调整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本文构建了“行为主体—行动逻辑—治理绩效”(SLP)的统一分析框架，用以系统考察乡村治理全过程，并以实际案例验证分析框架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乡村治理涉及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农户三类行为主体，分别主要对应政治逻辑、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三重行动逻辑。各行为主体面临的约束不同，行动逻辑及其组合也每每不同，由此引发的实际行动以及作为互动结果的乡村治理绩效便存在明显差异。基层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农户的现实情况，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衔接，促使多重逻辑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

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     

主权逻辑与宪政逻辑——霍布斯与洛克自由主义思想之比较

霍布斯与洛克同为自由主义的契约论阐述者,但他们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说,霍布斯遵循的是主权逻辑,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主权,而洛克却遵循宪政逻辑提出了有限政府的主张。两种逻辑反映的是权威与自由这两个时立范畴的复杂关系。这两种逻辑有其差异,却又需要共存于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之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政治架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协商民主与集中高效相统一、互相监督与团结和谐相统一的特色和优势。分析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认识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新时代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三重逻辑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作用,积极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彼此信任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强大的价值逻辑,只有牢牢把握这三重逻辑,才能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论新时代干部交流的四重逻辑

干部交流制度是深化干部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度保证,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巨大发展,更在党的政策文件中得到了制度化确认。深入分析干部交流制度所蕴含的深刻内在逻辑,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历史的视角梳理了干部交流制度的演变历程,并从政治、行政、经济社会等层面探讨了干部交流制度的内在逻辑。在政治层面:干部交流是实现政治激励、惩戒、考察、培养的重要手段,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一招;在行政层面:干部交流有助于优化领导班子组织结构,有助于创新党政系统管理方式,有助于提升党政系统执政效率;在经济社会层面:干部交流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有助于加强地区民生保障。     

发展主义或任务型治理： 农业技术革新中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

[提要]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在推进农业技术革新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的现象,即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趋近或者背离并存的状态。这是由基层政府究竟遵循发展主义还是任务型治理的行动逻辑导致的。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塑造的情境下,基层政府推进农业技术革新的行动逻辑存在较大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塑造的组织内情境下,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常采用发展主义的初始行动策略。但在面对差异化的组织外情境时,基层政府又会对上述行动策略进行灵活调整。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会在自组织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等组织外情境较强的村庄由全面主导者变为协调者和辅助者,但在组织外情境较弱的地方则会优先扶持农业企业或者个别农业大户,有时甚至会加大对辖区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塑造的组织内情境的作用下,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完成任务即可。在组织外情境较弱的村庄,基层政府会采取任务型治理的行动策略,但是在组织外情境较强的村庄,基层政府则会由任务型治理行动策略转变为发展主义行动策略。     

地方高校新型智库的生成机制及其影响力塑造

地方高校新型智库作为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领域扮演着日益突出的智囊角色。它通过遵循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等智力资本理论逻辑,不断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它在顶层设计、队伍建设、经费投入和评价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系列现实困境。为此,本文认为需要完善地方高校新型智库建设规章制度、凝聚地方高校新型智库高端人力资源、夯实地方高校新型智库物质经济基础以及促进地方高校新型智库规范有序发展。与此同时,地方高校新型智库还应该通过关照地方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聚焦地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回应地方公众多元利益诉求等途径积极塑造影响力。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从资本空间到空间资本：中国式现代化“驾驭资本”的演进逻辑研究

从资本空间迈向空间资本特指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上让资本为社会主义所驾驭和导控,使资本取用的空间最终回归社会、服务社会,进而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一种倾向和运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一个资本稀缺的农业社会成长为一个资本相对宽裕的城镇化国家,背后的逻辑为社会主义对资本的有效驾驭、利用、改造和导控,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对资本健康发展的规范和引导构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中国在驾控资本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走向富强,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诸多国内外挑战,如何在新发展格局的空间构建中进一步发挥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开拓资本健康发展空间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都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以湖北J县为例

以湖北J县的贫困村识别为例,解构了基层政府在贫困村识别中的实践逻辑并阐释其成因。在贫困村识别过程中,受政绩观驱动,基层政府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对接精英化;因国家授权不足,基层政府遵循“选择性平衡”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为追求溢出效益,基层政府遵循“遵从指示”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突变为交易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