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

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中,继承了意大利学者马乌里齐奥·拉扎拉多(Maurizio Lazzarato)的理论传统,初步探讨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把它作为帝国的核心概念和哲学基础。面对学者的批判和大众理论进一步阐述的需要,他们在《大众》中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观点。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的超越

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两方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     

非物质劳动与政治主体的重构——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的视角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生产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转向了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哈特和奈格里不仅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新的剥削方式,而且还把它与帝国的危机与大众的解放潜能联系起来。当然,这与他们从主体—政治维度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彻底否定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将阶级斗争完全界定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活动有关。哈特和奈格里把当下资本主义危机诊断为主体性危机,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目标不是生产客体,而是生产主体本身。哈特和奈格里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论证越来越走向历史或然性。实际上,真正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绝不能单纯地诉诸主体维度的劳动者的自治联合,必须返回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向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入剖析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劳动超越资本可能吗——哈特和奈格里的一种解答

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之路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开辟出一条以“共同性”为体征的生命政治路径,设计出了以另类现代性为导向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即为了打败现代性并且超越反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考察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何以自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的伦理计划是“可行的”,其可行的标志是“新的人性”之诞生,那么,其政治计划则是“可能的”,其可能的前提是“民主社会”的达成。然而,这一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资本主义何时终结仍然充满着悬疑,而资本的狂欢已然拉开了序幕。因此,探索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仍然在路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深入发掘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     

奈格里和哈特共产主义思想的三维阐释

在当代西方社会,奈格里和哈特站在哲学的高度,从三个维度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立足现实本体维度,认为共有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与矛盾的中心化指向一种共有的共产主义;立基主体价值维度,认为自我价值增殖在资本运行中的生长趋向于一种主体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立足反抗历史维度,认为反抗方式与政治构成的革新标示了一种作为过渡形式的共产主义。进而回答了在资本大一统情势下共产主义在当代何以可能、何以作为以及何以彰显的问题,丰富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非物质劳动

区别于马克思预见的作为生产要素的"一般智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构作用,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在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建构了大众民主革命的主体,"大众"的抽象性决定了这一主体的虚幻性。安德烈·高兹挖掘非物质劳动中的生态意蕴,但其改良主义思路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劳动解放理论的另一个乌托邦。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基础。     

马克思非物质生产劳动的后现代解读

非物质生产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一种,一度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微不足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越来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和改造,非物质生产劳动开始历史性地存在。在当代,《帝国》的作者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进一步探讨了非物质劳动概念,提出了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观点。他们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后现代的意义上激活了马克思的思想,恢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非物质劳动批判：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现实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媒介,揭示批判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生产逻辑。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思想旨在阐释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安渡危机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奈格里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依托,用“非物质劳动”揭示资本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新控制,揭示资本增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才能回应非物质劳动的问题与挑战,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论进行现实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具有解释世界的时代意义。     

反思和重塑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重路径——以奈格里为中心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     

论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

在当前深化对价值理论的讨论之中，深化对劳动的认识是根本性的要求。现时代劳动具有劳动工具重大创新、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劳动结构重大变化、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作用突出等主要特征。而深化对劳动的认识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握劳动整体性和常态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劳动整体的价值创造作用，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归属的不同，深刻认识价值归属的主体性和常态性。     

马克思“共享理念”的三重维度——以哈特和奈格里为视角

挖掘马克思本人的“共享”理念是当前共享理念研究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为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本应被共有的却被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逻辑私有化.共有变私有阻碍共享,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共享”理论.马克思亦是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三个方面的被私有化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共享的阻碍.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共享”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我国共享社会的建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亦有重要价值.     

论马克思“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

劳动范畴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贯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中心线索,在劳动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目的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进而建立劳动分配正义理论,达到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存在。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分为两个方面:即劳动的积极方面和劳动的消极方面,或者称之为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批判劳动的消极方面,才能拯救劳动主体变劳动的消极方面为劳动的积极方面,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联合体"。     

论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二重性决定了价值创造和使用价值生产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结果 ,价值的实体是劳动 ,价值创造的实体是抽象劳动的凝结 ;财富创造的实体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与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内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产物 ,是具体劳动生产的。商品生产过程是生产财富过程和创造价值过程的统一。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价值分配必须同财富分配结合 ,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的财富应该由劳动者和其他参与的生产要素分享。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产权与分配的关系理论 ,分配关系是由产权制度而非劳动或价值创造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决定分配关系 ,在产权存在的社会制度中 ,分配有二重性 ,一方面各生产要素有权凭要素所有权获得对财富分配的索取权 ;另一方面 ,有权参与生产中人类劳动凝结的分配 ,这是合法收入 ,不是剥削 ,也不是萨伊要素价值认为的生产要素具有生产性可以创造价值。生产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内核范畴 ,要与时俱进地科学拓展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概念 ,在此社会主义劳动内核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是对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传承保护

对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上的分类研究非常必要,能够给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导,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必须要突出传承性的“活态”保护,才能使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