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陶渊明的道家思想

陶渊明由仕到隐,又由隐到仕,最后终于走上了彻底归隐的道路,探其原因,除了当时社会动乱、政治腐败、个人政治抱负不得实现等原因外,他受道家思想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从行役诗看陶渊明归隐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从仕到隐大致走过了努力求仕、欲罢不忍和坚决退隐这样一个曲折的心路历程,期间诗人的心境也是处在一种矛盾苦闷当中,而只有到坚决退隐之后,诗人的心境才趋于平静.他的行役诗较好地反映了其走向归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揭示出陶渊明的归隐是其对自由人格追求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     

张问陶诗作的文化先导意义

张问陶诗以其情真事切被时人传颂。其写景诗、抒志诗、赠酬诗中 ,时时表现出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境 ,从而反映着那个政治桎梏时代的进步士子的共同心态 ,成为传统的入世文化与出世文化矛盾对立的历史缩影。联系清代学术研究思潮观照这一问题 ,可见张问陶的诗作 ,正是嘉庆以降“求实”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且具有文化先导的时代进步意义     

陶渊明人格论

陶渊明的诗品和人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羡慕。他的诗,可以说是他的人格的焕发;而他的人格,则又是一首蕴含深刻的感人的诗。梁萧统指出: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为此乎?”(《陶渊明集·序》)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对陶渊明真实人格所作出的公正评价。尔后,宋代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渊明人生论稿

陶渊明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反思精神,他始终面对着严重的人生危机。贫困是纠缠其一生的问题,而精神问题则更为严重：隐居前,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矛盾转化为仕与隐的尖锐冲突;隐居于田园之中,他并非一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要面对新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即孤独感、死亡忧患和功名情结。     

论谢朓诗的隐逸及其诗体范式意义

作为著名而又有着悲剧性命运的诗人,谢朓在诗中表达了相当强烈的隐逸愿望,并在出使宣城时,用诗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隐于郡斋的吏隐形象。他的隐逸希企及其隐逸诗作,既有他个人的成因与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隐逸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为后世的隐逸文学和山水文学确立了一种重要的诗体范式。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略论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王禹偁在北宋初期文风颓败之时,打起了“革弊复古”的旗帜,对晚唐五代浮艳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强调为文取法韩、柳,诗歌学习杜甫、白居易的有为而作精神,为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开了先声,遂成一代前驱。宋初文坛深受晚唐五代文风影响,唱和之诗风靡一时,“苦吟”诗人争相涌现,以逃避现实,歌时颂圣为能事的各种文学流派充斥文坛。晚唐五代由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经济日趋衰退,多数文人墨客钻进了与世隔绝的书斋,或吟唱用典繁杂的“闺闱诗”以自娱,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