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与技术创新效率

在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伴随着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干预的增加,政府规制负担同样对企业创新造成了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发展和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当政府规制对企业两种创新活动的干预达到平衡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实现较高的水平;政府规模的减小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在政府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进口中间品碳排放、环境规制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利用27个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对进口中间品碳排放、环境规制与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变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碳排放对本土企业科技活动的经费及人员投入具有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本土企业的科技人员投入与专利申请数量具有正向作用。分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碳排放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行业集中度、出口密集度与技术水平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的区别。     

创新理论的经济问题刍议

文章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三阶段竞争力的对照分析，认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创新体系的两个环节是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快速集约化增长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制度环境下，要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必须依靠创新。以企业的技术创新引致政府的制度创新，以政府的制度创新保障企业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以此形成政府与企业的双赢博弈机制。     

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对税费规制与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的环境规制方式也逐渐从命令-控制型规制转向基于市场的激励性规制.基于市场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包括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二者特征各异.实践中,政府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可以是单一的政策工具,也可以是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还可以进行政策工具的创新.     

基于DEA的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以辽宁省为例

利用DEA方法对2009年辽宁24家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在对比分析中发现辽宁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综合技术效率偏低,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科技人员数量少、企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现象,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积极支持和引导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应将辽宁省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视作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政府应鼓励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以技术成果及管理入股,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自身应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全社会多渠道投入。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中国汽车产业的实证检验

技术创新是汽车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是汽车产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主要手段。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对我国汽车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促进汽车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提供依据。文章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利用中国汽车产业1992年—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国汽车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发现汽车产业FDI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研究人员投入尚未能发挥激励技术创新的作用。据此,文章建议：我国应该加大汽车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引进FDI,同时大力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创新投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围绕互联网环境下创新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问题,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构建创新投入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模型,利用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分析创新投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并选取滞后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在克服面板回归内生性的基础上,检验创新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分析二者之间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显示,创新投入直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升级,并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间接推动制造业升级。为进一步分析创新投入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内在机制,以互联网普及率、创新投入、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投入与省域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关系,发现门槛变量使创新投入对制造业升级存在单门槛效应。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助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可以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利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增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企业进行并购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低碳试点政策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

选取2003—2020年我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低碳试点政策通过增加政府科技投入和促进科研人才集聚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环境规制作为负向机制会弱化提升作用。从创新类型看,对策略性创新的提升作用强于实质性创新;从创新领域看,对能源节约与废弃物管理领域的提升作用最强,对农林领域的作用最弱;从地理位置看,对东部地区城市的作用强于西部,但未对中部和东北地区产生显著影响;从资源丰裕度看,主要作用于非资源型城市。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重要支撑,环境规制是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从工业增长、创新驱动、能效提高、污染排放、污染治理、环境建设等方面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省级层面的工业绿色发展进行了测度,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一方面,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本地工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阻碍了相邻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政府应通过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丰富区域环境规制工具、完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等措施,强化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创新积极性——基于福建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满10年之际,基于福建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实际运行数据,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来验证以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方面的实际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产业政策的确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政府补贴的政策实效比税收优惠更显著,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的促进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研究为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省域实践的证据,丰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对政府制定、评估与优化产业政策有借鉴意义。     

外资并购国内企业与国家产业安全——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解释

本文以动态的Stackelberg产量竞争博弈为基础,说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会成为持续性的动态过程。如果对外资并购不做任何规制,不仅国家总体福利水平会持续下降,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受到抑制,国家产业安全受到威胁,政府有必要通过政策体系维护产业安全。     

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分析

通过分析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时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研发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后发现,研发补贴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激励作用,而忽视时空效应会高估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短期激励作用并低估长期激励作用。创新激励政策的时空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长期激励作用最高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为此,建议从区域一体化的高度协调地方政府制定创新政策,确保创新激励政策的扶持链与企业的创新链相一致,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等。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洛伊(Lowi)的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分配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政策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构成性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规制政策执行难度大,影响其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一是规制对象的特点,二是能否有效控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的合谋;再分配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生产商和公众等利害相关者会围绕其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空间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其必然结果是地方政府、生产商和社会中上阶层在博弈中获胜,共同瓜分再分配政策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失效。     

环境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应比较与政策配置

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管制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不同,本文通过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重点比较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排放标准、排污许可与排污权交易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进而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政策与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实施条件和创新效应.结合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实践与我国的现实背景,指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设计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合理选择与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30个省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在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提高绿色发展的程度,提高发展质量。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因此,政府在宏观上要强化环境规制的统一性,制定环境规制的统一标准,统一执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的作用。中观上加强政策执行的严肃性,体现差异性。从地区角度,要加强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要追究其终身责任。同时,在实施环境规制时,需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地区差异,对不同的地区,在遵循统一环境标准的前提下,出台更为精准的激励和约束措施,使环境规制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绕开规制。     

资金来源、创新模式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不同资金来源与创新模式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两阶段DEA模型分析了不同资金来源和创新模式对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不足、创新效率偏低;相对于企业自有资金而言,政府资金对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投入过剩;且相对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购买国内技术而言,投入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改造的资金过多。因此,要增加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合理调整政府资金相对企业资金的比例,优化高新技术创新模式。     

嵌入与协调：政商关系与民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关乎经济竞争优势和国家安全,而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构成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微观基础。政府掌握的关键资源和政策工具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使得政商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不同于资源基础论的视角,在关系社会学的理论视域下,政商关系作为信息通道在协调资源的过程中缓解了政企双方信息不完全的难题,有助于将资源匹配到更具创新潜力的企业;而政商关系作为纽带,则促进了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协调合作。使用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政商关系对民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举措、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数量都有正向作用,尤其是体现关系互补性的“混合型政商关系”效应最强。进一步使用KHB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和分解,可以发现政商关系通过协调合作这一间接路径产生的中介效应比协调资源的效应更强。简言之,政商关系对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促进的一面,协调合作重于协调资源。     

生态工业园区企业间的利益博弈分析

根据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原则,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园区内同类企业、不同类企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多种利益博弈格局进行分析,并结合广州开发区的实践,探讨相关解决措施及建议。对同类企业来讲(排污,排污)构成一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更加倾向于不合作。不同类(异质)企业更趋向于合作,在博弈格局中,会选择(合作,合作)的获利结果,同时环境不会受到污染。只有企业在选择排污策略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才存在,这是个不确定性的动态博弈,这种博弈和纯粹的经济活动博弈不同的是,处罚的结果可暂时保持企业正常盈利水平和公众不被污染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