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学方法论述评

心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又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的发展。本文拟从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学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中华史学文化圈的形成与意涵诠释

中华史学文化圈是以中华史学为核心,涵括中国及相邻政权史学的“文化板块”,根源于中华史学文化的悠久传统和长久影响力。从商周至20世纪,历经孕育、形成、繁盛、转型的中华史学文化圈,既有史学观念、史书修撰及制度建设上的同频共振,又有融合族群特色的传承与创新,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史学文化风貌。区域内史学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中华史学文化圈成熟稳固的体系,并以求真务实的一贯理念、和谐会通的精神品质、宁邦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文化底蕴的坚实支撑。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求,中华史学文化圈在密切区域关系、化解异质文化矛盾、增进史学文化板块相互间的吸引方面,必将彰显更大的价值。     

公共史学发展趋势下的传统史学审视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目前已经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现在该领域的理论成果已十分可观。此外,由于公共史学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对传统史学造成了一定冲击,为史学工作者们提供了研究史学新角度,可以看到,公共史学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本文力图通过梳理公共史学的学科发展脉络,来探究其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碰撞、为历史学在应用方面带来的影响,以及思考传统史学在其发展趋势下面对的新挑战。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传承问题。全文主要阐述三个问题:1.从历史学角度开掘马克思的史学遗产;2.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及其传播过程,选取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例证,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需要总结、重评与深化;3.从二战后勃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取向,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回应。     

白寿彝先生和《史学概论》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的显著特点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同史学概论的关系,史学遗产同史学概论的关系,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同史学概论的关系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和恰当的处置,具有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参考价值。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

:左右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有三大史学思潮 ,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 ,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四十年代逐渐成为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特点主要是强调客观 ,排斥主观 ;重视史料 ,忽视理论 ;主张求真 ,不问致用。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史学的主观性 ,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 ,倡导史学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以唯物史观的指导建立历史科学 ,主张理论和史料相结合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三大史学思潮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势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浅析全球史学的开端——兼评《全球史学史》

伊格尔斯等人写作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对全球史学发展脉络做出了梳理,但是在全球史学的起源问题上,作者将18世纪作为全球史学开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基于此观点,回顾了18世纪的史学发展历程,认为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是后世欧洲中心论的滥觞,并未造成全球史的真正繁荣,20世纪初才是全球史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近十年清代史学史研究的特色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终结时期,深入研究、把握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近十年来,学术界在清代史学史领域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绩斐然,成果突出。具体表现在对清代史家个案研究全面化、对清代史学历程的总体和分期研究、对清代史学流派研究的深入、清代民族史学研究的初步开展四方面。     

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民族精神--兼谈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研究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认识传统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是从深层次上理解传统史学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内涵：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的珍宝。我们应当从时代高度重视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把社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时代思潮、哲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经、子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思考21世纪史学发展的问题。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

俗史学是中国史学的真正源头,它在讲述内容、讲述主体、讲述对象、历史观念上都具有明显 的民众性特征。中国史学雅俗分流的格局正式形成于夏王朝建立之后。雅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与俗史学 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雅史学的长足进展对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俗史学长期被排挤于主流史学之外, 对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十分不利。两宋时期,俗史学开始复兴。近代以来,俗史学更加受到 重视。雅、俗共同繁荣的史学新局面的出现,必将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中外史学的融汇由此日益加深。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史学期刊之大量创办,民国学者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时,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论民族史学的演变

作为区域史学重要分支的民族史学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民族史学的萌芽时期、以民族主义史学为特征的民族史学产生并在欧洲传播确立时期、民族史学全球传播并成为世界史学发展主流时期。民族史学发展每个时期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地位都有所不同。民族史学与史学的发展是相始终的。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百年史学研究③——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源头,一是植根于本土的中国传统史学,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过来的西方史学。两者在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中影响大体上平分秋色,因而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本体论上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其史学本体论思想大致涉及史学对象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工具论三个部分,概括起来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但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本身并不十分体系化,所遗留的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