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制度供给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成为永恒主题。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是制度变迁。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起决定性作用。制度供给主体是政府,因此,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政府应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户口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新安排为契机,科学地设定并不断增加制度供给空间。     

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原因探析

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主要表现是 :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较少变化 ;地权配置在权力干预下循环进行 ,经营效率指标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耕织牢固结合 ,独立手工业的发展始终受到严重制约。其重要原因是人口和耕地等要素供给比例失调 ,而根本原因则是技术尤其是制度变迁缓慢。     

土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发展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 ,并不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 ,各地可以在维护农民既得利益的基础上 ,寻求适应本地的、合适的土地制度 ,通过土地制度的再创新来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未来我国农业土地制度的变迁是需求、供给和政府强制性变迁合力作用的结果。     

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的动因与线索——来自广州都市农业的一项考察

外部潜在的经济收益是制度创新的需求诱因 ,而制度环境、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非制度因素却制约着制度的生产供给。农业经营组织制度是在需求诱因及供给动因下发生变迁的 ,本文以广州的都市农业为考察对象 ,深入分析并概括性地描述了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变迁的线索与过程     

国家的制度供给模型

本文引入制度自由度、正向性和逆向性制度变迁及制度边际贡献率等概念,分析了国家的制度供给行为,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国家的制度供给的总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作者认为,任何形式的制度均可用自由度来衡量,自由度的增减分别构成正向性和逆向性的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两者均可导致社会经济的非帕累托最优.国家也存在制度供给结构的失衡,强势利益集团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大,而弱势群体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小.总量模型有助于认识现阶段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和过剩,结构模型的建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阶段地区间、产业间的制度差异.     

论当前我国制度供给现状及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制度结构也就会有差别。需求诱致制度变迁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核心制度缺失而导致制度供给陷阱,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导致严重的制度结构不均衡,这就对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运用规律提出了要求。本文通过对典型的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替使用能够较好地避免制度供给跌入陷阱,而且制度变迁的及时转换还能够有效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     

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供求与生成动因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需求供给理论,对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和生成动因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项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生成动因主要在于“外部利润”的出现、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的节约、利益集团的一致性同意、政府等次级行动团体的积极参与、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等。因此,应当遵循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变迁的客观规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制度创新。     

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 --"两个趋向"的路径依赖之中外比较

“农业支持工业”与”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两种趋向,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制度变迁中,受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较大。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只有着力制度借鉴,坚持制度改革,推动制度创新,才能排除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走出路径依赖对“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这一制度变迁的困扰。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发展观念落后、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扶贫制度有缺陷和地方政府制度供给不足等制度制约因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产权、市场、扶贫、人口、科技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体制变迁、农业增长与农工关系变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是传统的“倾斜战略”所导致的农业劳动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危机。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来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忽视农业不仅农业发展滞后,工业也无法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失去平衡;相反,重视农业,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将处于良性运行之中。我国的制度安排必须探索和找到一条工农协调稳定发展的路子     

电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宣传与团体利益

在中国电视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宣传的需要决定了早期的电视制度安排,启动了中国电视事业的早期发展;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时期,电视部门和地方机构的团体利益推动了市场供给的电视制度创新;但是旨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存量调整制度创新涉及团体利益的调整,既得利益者因此缺乏创新制度、执行制度的动力,政治宣传需要以及在政治保护伞下的团体利益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我国其它领域的很多制度改革一样,收益共享的增量式改革相对容易进行,既得利益调整的存量式改革则难度大得多。     

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已成为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目前,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供给趋同以及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兴起已成为推动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同时,区位禀赋约束、国家和地方对金融的控制以及西部农业的弱质性则构成了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作者据此提出了以回归和强化正式金融机构的 功能、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地位作为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企业家成长是在制度变迁中进行的。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引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制约了企业家成长 ,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现实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之路在于制度创新和建立企业家制度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可持续农业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阻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相关障碍性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变迁滞后、人口问题严重、农业可持续发展辅助体系欠缺等三个方面。只有积极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性因素,中国农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变革时期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制度分析

中国政企关系起源于集权型的传统模式,政企关系的改革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职能的变化既有能力提高的一面,也存在能力发挥不当、不足的一面.企业改革至今仍未真正形成一种激励与约束兼容的机制.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若干问题探析——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但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方面,财政补贴制度不健全,过度行政干预时有发生,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农户方面,有效需求仍显不足,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严重;保险公司方面,供给效率低下,经营管理严重失范.因此,为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必须建立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长效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创新经营管理体系,健全保险监管体系.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土地制度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

本文简要回顾了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 ,从研究现行土地制度给农业产业化经营带来的阻碍 ,来分析现行土地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适应性 ,围绕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土地制度的要求 ,提出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双层产权的土地制度和反租倒包等三种土地制度模式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制度供给效率研究

制度供给效率是指预期制度安排成功所支付的费用和收益之比。作者以正式制度供给为分析对象 ,全方位研究制度变迁的效率 ,建立制度供给效率的框架。考察制度变迁效率必须从制度变迁过程和制度运行过程着手 ,全面考察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维护与运行成本及制度收益 ,通过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优化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 ,提高制度收益等方式提高制度变迁效率     

建国以来户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嵌入

建国以来的户籍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是户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政府在户籍制度变迁中的行为逻辑,可以概括为"三条路径、一个目的",即政府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和价值嵌入,来主导和规划户籍制度的变迁过程,以实现权威、秩序和效率。政策嵌入体现为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组织嵌入体现为通过相关机构的设置与调整,为制度变迁提供组织上的保障;价值嵌入体现为通过政治话语的确立与调整,克服制度变迁中个人或团体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