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士人心态及其表现

宋代士人具有圆融通脱的心态，并使宋代文学在唐代文学之后，另开一方天地。这种心态的成因大致有二：文人心理的历史传承与增变；禅佛思想的摄入。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汉魏髑髅赋所反映的士人心态

汉魏士子,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往往陷入出与入的两难困境之中,为了寻找出路开始选择道家。而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其散文中的一些经典寓言和意象自然也就成了士人文学创作取材的基点。《庄子·至乐篇》中有一段关于髑髅的寓言,通过庄子与髑髅的对话表达了庄子的生死观。东汉张衡取材于此,作有《髑髅赋》,首次把庄子的逍遥世界转化为文学意象世界。之后三国魏李康、吕安也都作有《髑髅赋》,曹植则作有《髑髅说》。本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通过对这些赋体文学中关于髑髅意象的分析,揭示出汉魏士子努力进取却又彷徨挣扎的痛苦心路历程．     

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功令文字,发轫于明初,发展变化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基本定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本不属于文学范畴,仅为考试而设,但明清两代的读书人若欲出仕,就必须钻研其技法,以赢得考官的青睐,争来获隽的荣耀,打通仕途的入口.长期的耳濡目染,必然影响读书人的思维方式,撰文吟诗也无不有八股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从而令这一考试文体与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两代士人的心态.     

从应试诗看唐代社会风气及士人心态

以诗取士 ,是唐代科举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不仅为唐诗的繁荣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且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唐代的科举制度是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 ,又如何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和人生命运的。     

清初汉族士人政治处境及心态考略——以己未博学鸿儒科“新朝士人”为考察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前,"新朝士人"虽已在政治上归附了清朝,但"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处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与失落,个体价值无所归依,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们与朝廷处于一种淡淡的"疏离"态势之中。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使"新朝士人"在文化上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政治态度由"疏离"彻底转向"归附"。汉族士人的"国家效忠"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为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文化民族主义、士人心态、现代性——晚清现场诸问题初探

作为某种复杂的、多元的动态时空场域,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晚清向来就不是单一历史事件的时空再现,而是一个充斥着诸多矛盾与问题的"大染缸"。晚清文化民族主义常常伴随着晚清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在西学与传统之间艰难地游走;晚清士人在一种变动的社会情境与文化语境中,以"世变"为主线,不断地营造与修正自身的心理态势;而"现代性"话语的介入又将晚清时期的诸多问题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同时彰显出"晚清"这一时间概念多元的价值取向与多维的阐释向度。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两汉小麦遗存按种类可分为炭化籽粒和文字类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从空间上看,该时期小麦种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及河西走廊地区;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历程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西汉晚期始,小麦在农业种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讲,两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

本文详细地阐明了两汉易学形成的原因、学派及其特征。指出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的扶植和功利所使是两汉象数易学产生的外因,易学发展的需求是其内因。从其渊源言之,两汉易学传自田何,田何传自孔子。经田何几传,汉初形成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加上民间费、高两家,共六家,其中孟、京两家易学是其主流。东汉易学师承西汉,以费氏易为主。两汉易学有四大特点,即笃守师说;崇尚象数,资取科学,杂糅神学,这四点与其它时期的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学术上利弊也极为明显。     

《枕中记》与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枕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奇文，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枕中记》所代表的内向性和游戏性特征，是影响整个中唐士人心态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正是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枕中记》作为唐传奇进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整个中唐士人心态走向重大转变的开始。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以此证明这一事件在晚唐的典型意义     

两汉时期《诗经》研究的奇葩--非经学思想在诗经研究中的萌芽

两汉时期,经学鼎盛,<诗>三百篇同样也被纳入经学的范畴,成为"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教化的载体和统治阶级"敷皇极以创业"的政治工具.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诗>三百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态势.随着时代的前进,文学主体意识的加强,在仍以"诗言志"为主旨的前提下,一部分学者文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的诠释.尽管这些言论并不如经学影响之广泛,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却是后世<诗经>非经学研究的先声,为<诗经>学研究最终摆脱经学的束缚奠定了基础.     

政权变迁下的梁末北迁士人羁旅心态浅析

梁朝末年,侯景之乱的爆发和梁江陵政权的灭亡造成的政权变迁不仅带来了随后南方梁、陈政权的更迭,也造成当时大批百姓和贵族士人的被迫北迁。这样,在北朝东、西两个政权之下从此也就各有了一批梁末北迁士人。这些北迁士人生活在北朝政权之下,因亡国失家、身居异地以及不被北朝统治者所认同等因素长期存在着羁旅心态,并因这种羁旅心态而改变着人生观和价值观。     

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唐代士人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恋京心态,当时的诗人甚至说“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在这一心态制动下,不仅有大量士子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身不在长安的唐代士人们也参与创作了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其中,贬谪文人和动乱流寓文人的思京恋阙情绪尤为强烈。流贬士人从离京赴任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社会动乱流寓在外的文人如杜甫、韦庄等,他们思念长安的精神内涵,除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思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更高的思想境界。与前后朝的士人相比,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因之所创作的恋京诗也蔚为大观。这一现象在本质上缘于唐人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和执着的事功精神。即使在政局紊乱、救时无方的中晚唐,士人们无奈退避,对长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也未曾真正放弃对事功的追求和长安的眷恋。此外,这一心态还与唐人心中的长安情结与盛世情结、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人重内轻外的任职观念诸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先秦两汉的社会模式论

通过对先秦两汉三种社会模式的分析研究 ,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模式思想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 ,再回归于自然之神的曲折历程。其中汉儒董仲舒的社会模式论是对前代各种社会模式的概括完善和全面总结。这些企图用固定格式 ,非历史的塑造各种“完美”模式的传统政治思潮 ,对后来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士人文化心态对北朝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

文体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在其话语体式的背后,有一个话语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所指向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造的话语符号结构,与其精神、心理结构具有同构对应性。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模型,既受到文化的制约,也同样表征着文化。特定文化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结构,包括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是文学文体话语体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汉文化,也即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如文化隔漠心态,畏祸心态与羁臣心态等。这是造成北朝诗赋凝重古奥的文体特点的内在原因。     

从慷慨悲戚、忠孝两全到渴望超越——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转变探究

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作为元遗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在遗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代前后,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概言之,其心态主要经历了由慷慨悲戚到忠孝两全的变化历程。入明后,他们的遗民心态中还呈现出无根迷茫与渴望超越等方面。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的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王翰、伯颜子中与丁鹤年等人身上。这种转变的发生,与元朝的政权性质以及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