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涉外事件中的一例。蒋介石在大力推行＂革命外交＂之机,对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持支持赞同态度。其目的是多方面的：既可借列强势力收回中东铁路,又可迎合列强反苏的需要;既可控制和削弱张学良,又可增加其与冯对抗取胜的实力。     

从中东路事件看九一八事变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引起武装冲突。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对苏俄宣战,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最终以中国东北当局与苏俄签订《伯力协定》,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苏俄占据中国黑瞎子岛而结束。而中东路战争对于国民政府不啻于外争国权的运动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对中国东北当局对外交涉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正是中东路上处理的失败使得两年后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当局举止的失措。     

论中东路事件与黑瞎子岛问题

黑瞎子岛是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中苏联从中国占去的，这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侵害中国的事件之一。中东铁路是帝俄强占与掠夺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１９２９年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要求收回中东铁路是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主权的正义行动。苏联在１９２９年对中国东北边境发动武装进攻；１９３５年苏联把中东路“卖给”日本伪满洲国；１９４５年苏联又获得中东路特权；１９５２年苏联将中东路交还中国。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关于中东路权益的交涉,是伴随铁路修建开始的,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中俄双方先后签订了《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后,交涉中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结束。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为争取两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对苏采取了强硬的交涉手段,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致使收回中东路权益的目标未能实现。客观分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初衷及强硬立场是正确的,但他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并接受蒋介石"武力接管"中东路的主张是错误的。从外交史上看,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应该准确评述"中东路事件"

某些历史教材与著作把“中东路事件”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亲帝反苏外交”内容之一,是不确切的。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联发生的对抗冲突事件,也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侵害中国的事情”之一。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中东路事件之原因再认识

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收回路权主动挑起的对外事件,其原因是张稳定东北局势后自我认知的膨胀和少壮派的鼓动。同时,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强力＂接受中东路的建议,为蒋所利用。     

试论苏联向伪满转让中东铁路的性质和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不顾1924年中苏协定的规定,擅自与日伪谈判出售中东铁路问题。1933年6月25日,苏联、伪满、日本三方面代表在东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谈判转让中东路问题。其后,又经过57个回合,历时21个月,终于在1935年3月23日,苏联与伪满在东京正式签订了《关于北满铁路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权利让渡于满洲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缔结之协定》（《苏满协定》）。 根据上述苏“满”关于让渡中东铁路交涉过程的史实,我们可以判定其具有双重性质,即:从苏联方面来说,是以中东铁路为己有,背信弃义,出卖中国主权的卑劣行为;就日本而言,是假托伪满之名,行侵吞中国主权之实的强盗行径。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中东路事件新探

对于中东路事件起因与肇衅者问题,史书记载有着不同的说法。其实,中东路事件乃当时蒋介石政权为摆脱内外困境,唆使东北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武力收回中东路权而导致的边境战火。由于中方对苏方可能的反应和实力严重估计不足,在苏方的军事打击下连连败北,外交上也陷入困境,最后被迫与苏签订城下之盟,造成了恶劣影响。     

中东路事件管窥

关于发生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史家论著颇多。本文拟从当时的中苏关系诸方面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尽人皆知,“中东铁路”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沙俄通过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于19世纪末开始修筑、20世纪初开始通车,贯穿东三省而与俄境西伯利亚大铁路衔连的一条“丁”字型铁路。它曾是沙俄政府侵略、控制和企图独占中国东北并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激烈争夺的得力工具。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4年中苏达成建交协议,并先后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     

论张学良从新军阀到民族英雄的转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走的是一条从比较开明的新军阀到为了国家复兴和民族的解放而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人生道路。“九·一八”事变摧毁了张学良做为一个新军阀的基础；“家仇国难”使‘抗日救国”成为张学良的主导思想；为实现“抗日救国”伟大目标的艰苦实践与探索使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     

1929年中苏边界之战与交涉

1929年8月至11月间,中苏两国之间由中东路事件而引发的边界战争,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边界之战,也是中俄、中苏之间长期以来围绕着中东路而产生的矛盾、争端的一次大爆发。本文根据近年来新发掘的史料对此作些深入研究。中东路,全称中国东省铁路,旧称东清铁路,后又称中国长春铁路。自从1903年7月正式建成通车以来,这条横亘、直贯东三省的T字形大铁路,便成为沙俄帝国主义吮吸中国人民膏血和扩张其在东北及远东地区侵略势力的工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东路依然     

试析“中东路事件“对“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事件，引发了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以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惨败而告终。这场冲突破坏了东北亚地区三足鼎立的稳定局势，对于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日本来说，看清了中国的形势，更加轻视东北军，加速了侵华的进程。     

预警和救治:从“9·11”事件看政府危机管理

本文分析“9·1 1”事件给美国和整个世界造成的重大影响 ,简单梳理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采取的措施 ,认为恐怖袭击事件凸现政府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如何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政府必须重视的重大问题 ,并从预警和救治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初浅的探索 ,提出以联合国为框架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全球合作的必要性。     

略论苏联从中国占去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地区的中苏(俄)国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为界,这是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所确定的。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黑瞎子岛是严重损害中国的事件。中国要求收回中东铁路和黑瞎子岛是被压迫民族国家反抗侵略压迫的正义行动。中东路事件的实质是被压迫民族国家反抗侵略者的矛盾与斗争。     

“中东·中亚·中国:现实和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3年5月17日,陕西省历史学学会在西北大学举办了“中东·中亚·中国:现实和历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省历史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彭树智教授主持。来自省内各高等院校专门从事中东、中亚、中外关系、伊斯兰教、西北民族史等问题研究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现将研讨会情况综述如下。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没有宣读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写道:张学良将军在最高军事法庭上,从怀里把自己密藏了多年的小皮包掏出来,从里面取出一张“九·一八”时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日寇侵略的那封电报,准备宣读。审判长李烈钧慌忙制止,但张学良将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顾一切地宣读了电报的原文:“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王炳南在《关于〈西安事变〉》中,也提过上面这件     

1917-1924年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探析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至１９２４年中苏建交，苏俄从其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武力夺取和外交谈判两手策略，坚持保留沙俄对中东铁路的旧有权益，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