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性灵之真与理性之真的融合--钗、黛和好及其文化意义

根据<红楼梦>文本,分析了宝钗、黛玉都是真诚的少女,黛玉表现为"以直为诚"(性灵之真),宝钗表现为"以曲为诚"(理性之真),虽有矛盾,但非对立,虽有误会,更多融合.这是曹雪芹对多姿多彩的人生的肯定:性格尽管差异很大,只要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不仅能化解矛盾,而且可以成为知己.<红楼梦>描写钗、黛交好,寄托了作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江枫"新考

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是一首举世公认的抒发羁旅愁怀的千古绝唱,然而,对于诗中"江枫"一词的理解,迄今仍无定谳.或云"江边枫树"(王启兴等:<唐诗三百首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1页),或云"水边的枫树"(马茂元:<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或云"江桥、枫桥"(唐先田:<苏州三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5日).前列二说将"枫"坐实为"枫树",持此说者占绝大多数,后一说认为"江枫"是"江桥、枫桥"的合称,颇有新见,然他所说的"江桥",现枫桥景区内并无,故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近日,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并专程赴枫桥景区考察,最终得出结论:"江枫"是指"江村桥"与"枫桥".诗中的"江枫",只是"江村桥"与"枫桥"两桥的简称而已.     

"(麦连)(麦善)嗢陀南"试解

<傅山全书>中"(麦连)(麦善)"二字最早见于隋唐以后<广韵><集韵>诸书,其义皆称为大麦,或大麦新熟所作饼餌.作为准确的名称来说,应为(麦善)(麦连),傅山逆称为(麦连)(麦善)者,或许别有原因."嗢陀南"一词是佛经中的一句术语.丁仲祜氏<佛学大辞典>载:"嗢柁南"之称"嗢柁那",译曰"集施",为传法心印的意思.     

试释甲骨文的北方风名——兼说甲骨文的"(采廾)"字

甲骨文的北方风名之字当释为"卷",读为"寒".<花东>卜辞的从"(采廾)"从"豕"之字当释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猪;从"(采廾)"从"兕"之字,亦当读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兕.甲骨刻辞中作为人名、地名或族名的"(采廾)",当即<说文>的"(阝卷)",地在山西安邑境内,今山西夏县一带.作动词的"(采廾)"字,可读为"遮阑"之"阑".     

曹操形象的多维解读

曹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有人认为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志·武帝纪>),也有人认为他是乱臣贼子,"古今来奸雄中第一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还有人认为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等等.对曹操形象进行多层面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重要人物的认识.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述论

舒芜是当代学有多能的杂家,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对唐诗和近代文论用功甚多。他认为陈子昂所拥有的迎向伟大、通往永恒的诗心,已经为“盛唐气象”昭示了内质的端倪。他对杜甫的《秋兴八首》、韩愈诗歌的“狠重奇险”与“不美之美”的特色、李商隐诗歌对平等爱情的追求等的高度评价,都显出舒芜别样的理论眼光。舒芜对近代若干重要的文论家、文论著作、文学流派也作了颇为深入的考察,他在与人合编《中国近代文论选》的前言中贯穿着变与不变的基本思路,将近代文论的历史传承性和因时而变的特征对应来谈,宗旨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到来铺垫好扎实的思想基础。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往往蹊径独辟、颇多感悟,应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重叠共识观念能证明什么?——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罗尔斯在不同时期用来解决稳定性问题的核心观念是不同的,在<正义论>中是"正义感",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是"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认识到<正义论>对稳定性问题的解决是不成功的,因此试图通过"重叠共识"的观念来重新证明正义原则的稳定性.     

《周南》、《召南》产生时代考

关于<诗经>"二南"(<周南>、<召南>)产生的时代,历来存在分歧.<毛诗序>首先提出"二南"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即谓"二南"是文王受命时诗;近人陆侃如、冯沅君等又谓"二南"是东周以后的作品.事实上,"二南"本自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得名,其诗自当为西周盛世之作,这既有诗篇本身提供的依据,也有相关佐证可以证明.     

《品三国》:一种辞章的分析

易中天<品三国>的热潮已经过去,但"易评"以及对此类文化现象的讨论还在继续.因此,有必要从理论的高度对它作冷静、客观的评价,这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促进大众传媒建设,不无裨益.以辞章学的角度来分析,易中天<品三国>是成功的,它"得体"(体裁)、"协格"(风格).但它也有缺点,不过只要正视它,是可以克服的.     

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之本质--读《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并纪念"九一八事变"

在英语中,以Japan表示的那个亚洲东部的岛国,近代以来用汉字"日本"自称,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倭"或"和"(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第30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真相>,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是指在这个岛国中用武力立国的一族之族名."倭"或"和"字并不是贬意,而是对其族其国的准确称谓.至于用汉字"日本"自诩的国名,则显示着妄自尊大.使用英语的人不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汉字的创造者和正宗使用者,也不必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字"倭"或"和",来翻译不当使用的"日本",就像英语Japan一样.故此,在我近年的书和文章中,一概称其为"倭国",至于引文,则按著者所用字.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隰有苌楚》新解

<桧风·隰有苌楚>是<诗经>中意义深远却易被误读的诗作之一.对于此诗,前人或释为讽刺诗,或视为悲观厌世之作,或以为是一首爱情诗.通过对诗中关键词语的辨析,这是一首意境美丽、节奏欢快的诗作,没有必要作为一首政治诗来读,若非要从中体味出"亡国之音"来,则与诗旨大相乖戾.上博简<诗论>第26简论析此诗"<隰又(有)长(苌)楚>得而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此首诗心的契机.对于此诗,从忧生之叹的视角可以看出相当凄美的的意境,但这种误读化欢快为低迷、变明亮为阴沉,与诗心出现了不小的距离.     

《老子》"事善能"辨误

<老子>八章(王弼注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事善能"句,帛书甲、乙本均同.古今解<老>者,皆以此"能"字为能力、才能之能.如:"能方能圆,曲直随形"(河上公注)、"善于使自己作事有能力"(秦维聪<李耳道德经补正>123页,中州占籍出版社.1987.)、"处事要像水那样有力"(黄瑞云<老子本原>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做事善于发挥能力"(戴维<帛书老子校释>98页,岳麓书社.1998.),等等.     

蒋捷晚年行迹考辨一则

渭君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发表论文<蒋捷的晚年>(<词学>第7辑),提出蒋捷晚年以相士为业的观点.马茂军、张海沙<蒋捷三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于此观点又有进一步的论证.高莹、张子健<"相士蒋竹山"非蒋捷考辨>(<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8期)一文则以为蒋捷晚年当是剃度为僧.原文如下:     

论董仲舒的经济伦理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西汉时期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孔、孟、荀之后,朱熹之前最有影响的儒家代表人物.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仍受武帝尊重.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著作很多,"凡百二十三篇"(<汉书·董仲舒传>),现存<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姚合《九日寄钱可复》系年小考

姚合<姚少监诗集>卷三有<九日寄钱可复>一诗,傅璇琮先生<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陶敏先生<姚合年谱>皆未言其创作时间.其诗云:"数杯黄菊酒,千里白云天.上国名方振,戎州病未痊.静愁惟忆醉,闲走不胜眠.惆怅东门别,相逢知几年."诗中有"戎州病未痊"一句,姚合早年曾从事魏博田弘正幕府,开成四年至五年曾任陕虢观察使,亦"诏遣理兵戎"(<酬光禄田卿六韵见寄>).<新唐书·钱徽传>:"子可复、方义.可复死郑注时."知钱可复卒于大和九年"甘露之变"时.故姚合诗所云之"戎州"当指其入魏博幕之时.姚合入魏博幕,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定于元和十二年末或十三年春.又,元和十五年十月田弘正移镇镇州,<九日寄钱可复>作于秋之重九,故姚合<九日寄钱可复>的写作时间当在元和十三年秋至元和十五年十月间.     

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时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现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     

清代道情、宝卷中韩愈形象的演变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古代俗文学中,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故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演绎和传播。除了小说、戏曲及民间故事以外,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湘子仙话"是韩愈故事的重要载体。道情、宝卷在历史真实及前代各种相关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艺术地凸显了"心气"与"性情"兼备的韩愈性格。韩愈的这种"文学形象",不仅是作家和写手自己接受历史人物的成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广大受众心目中的韩愈形象——即"民间形象"——的产生和完成。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基本认识问题

备受关注、正在起草中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宗旨在于为中国公民应具有的基本科学素质画一条底线,<基准>按照<纲要>要求,将努力体现"以能力为科学素质核心"的意图.<基准>内容的选择原则是:与老百姓生活生产关系最密切、当前社会发展最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关键.据此,<基准>最终选择了物质与能量、环境与生态、生命与健康、个体与社会、信息与交往、认识与方法六个领域,并就如何呈现"四科"(即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与"两能力"(即一定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及如何与监测评估相衔接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周密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