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董仲舒儒学在四个方面发展了先秦儒学。一,实现了根源与根源派生物的统一,为儒家的仁礼原则提供了宇宙论的根据;二,真正实现了儒学对诸子百家的兼容,推进了儒学的整合趋势,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主流成分,使中国社会有了主流意识形态;三,实现了儒学向制度化思想的转变,为汉朝政治提供了理论指导;四,推动了“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发展,为完成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过渡作了准备。     

关羽之忠义与儒家诚学

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宋明理学时期两个阶段,诚学则是其精髓。从《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关羽从凡夫演进到了圣人,《三国演义》对关羽“忠义”精神的高扬,反映了宋明理学在构筑“诚”学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论《三国演义》仁政思想的悲剧实质

论《三国演义》仁政思想的悲剧实质宋克夫在古代的中国，儒家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由于这一特质与政治的交融与渗透，“仁政”仰或“王道”曾被正统的儒学思想家们推崇为理想的政治。作为一部“合天...     

“视域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承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西汉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摘要］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成功改造儒学,并将之发展成为非常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通过官方的大力倡导,实现了先秦儒学从思想学说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整个社会儒学化氛围越来越浓厚。随着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儒家倡导和主张的“大一统”民族观日渐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奉和信守的政治理念,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为中华大地“五方之民”所共同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的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正式确立和发展意义非凡。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域下儒学之“本然”“实然”“应然”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儒学宗教复位论调的高度上扬，一方面是精神文化需要生成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廓清儒学本质，明确儒学的发展样态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置；在科学辩证地对待儒学的基础上，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成就，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一步。     

编者后记

本期在“中国思想史”栏目中发表的张岂之教授的论文:《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论证深刻,有独特见解。作者首先指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也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呆滞的同一,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具体的、流动的发展过程。接着从五个方面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儒学发展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两汉时期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及其路径

两汉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即从普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主要包括“以吏为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以及两汉时期儒学的法律化运动等相关进程。伴随着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建构的阶段,即“儒学社会”的阶段。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经学的数术化与数术的经学化——以汉代《洪范》五行学为中心

与“六艺”之学一样,数术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并在晚周的书面化进程中建立起一定的系统性,其中一部分更从有司所职的专门之学演变为具有社会影响的公共知识。以京氏《易》学、《洪范》五行学、齐《诗》翼氏学和《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汉代经传将数术知识融入传统经传的阐释之中,从先秦儒学的立场来看,这导致汉代经学数术化的发展倾向;但从数术知识的立场看,则表现为一种经学化的发展历程。从后一视角出发,考察汉儒本于“六艺”而整合数术的意图、方式与困境,同样是汉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周易》与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生成和发展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之一，《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至西汉罢回百家，独尊儒术，《周易》和《诗》、《书》、《礼》、《春秋》并列为“五经”．以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周易》全书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赔经》衍生发展到《易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从巫术宗教向哲学人文方面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周易》这部典籍和先秦大儒孔子之间关系怎样呢？鉴于《周易》与孔子思想都非常庞杂，本文单就《周易》与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之关系问题略作管窥。一、《易经》申…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

“实学”本义为切实有用之学。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然作为概括一种学术本质特色的特指范畴，则始于北宋。宋儒视先秦孔孟儒学为崇实黜虚，修己以治人的实学。程、朱宣称“惟理为实”，学者泛观博览，格、致、正、诚，穷理、尽性，进而修、齐、治、平的功夫，就是圣门实学；陆王则宣称“心即理”，心学即实学。明清之际，实学表现为一股具有忧患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启蒙和改良意识、实证科学意识和哲学唯物论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近代实学表现出了重振儒学经世传统、救亡图存、中体西用和趋时更新等新的理论特色。     

请用"仁学"代替"儒学"——给儒学朋友的一封信

仁学指涉着:先秦伦理学思想;儒学指涉着:秦后出现的综合制度性现象和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前者是个人性思想,后者是集体性制度。儒学已随封建时代历史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仁学则因针对人性心理特质而可普世长存。当前国学之战略性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时代课题,是把“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目建立起来,用以取代极为含混的“儒学”名目。     

论董仲舒的人生理论

董仲舒被后人誉为汉代儒者之首。从中国人生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董仲舒适应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向大一统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用当时流行于世的阴阳五行之学阐发儒学,从《春秋》中发掘自己学说体系建立的源泉活水,利用与汉武帝“对策”的方式促使儒学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逐渐上升为“独尊”,并使儒家学者设计的人生模式脱颖而出,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