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报语言文字规范问题评析

语言文字是重要的工具，高校学报尤其应该带头正确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根据《高等院校语言文字工作汇报合纪要》和全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有关文件以及《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结合黑龙江省期刊语言文字规范检查评比中高校学报存在的问题予以简要评析。     

司空见惯须留神──谈现代汉语字形、字音的新规定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发出的《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和随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分别对汉字的字形、字音做了新的规定。这些有关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具有相应的强制性和法律的作用。但在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过程中，甚至在一些有权威性的汉语字词工具书里，往往也多有不规范的地方。纠正歧误使之趋于规范，这是我们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净化祖国语言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爱的葬礼的》语言文字使用问题

胡乔木同志给周扬、张光年的信中(《中国语文》1982第2期)中指出:“(语言文字工作)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和编辑出版工作,文化水平的一种表现,并且对读者、作者自己和后来的作者、编者影响非浅,所以值得注意”,不能不要求“细节上的完美”。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说,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不仅“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     

为开创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的倡议书

当前,我国已进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新的形势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贯彻执行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就被提到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重要的地位。为担负起新时期语文建设的光荣任务,我们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语言学会1986年年会”上,举办了“努力完成新时期语文建设的光荣任务”报告会,听取了我省出席“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代表传达,学习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统一了认识,明     

白手起家的学者型出版家——访首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党玉敏

重视编校质量，是出精品、善本图书的至关重要一环。作为一名出版家和学者，党玉敏认为：我国历来就有重视精品、善本图书的优良传统，其第一要义便是编校质量。当前，对编校质量，出版社普遍没有很好重视。“无错不成书”是广大读者对出版界的严厉批评。主要原因首先是领导不够重视，其次是编校人员的敬业心、责任心不强，第三是编校人员素质不高，第四是工作量大，时间不够。只有解决好了这些问题，编校质量才能提高。办地方刊物要增加投入，作出牺牲，吸纳优秀的外稿，这是保证刊物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在马克思主义“四观”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教育居于核心地位,是树立其他“三观”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为,一个人没有祖国观念,都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会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所以,要想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就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祖国观,只有这样,才能在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中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才能自觉地抵制达赖的分裂破坏活动,才能以高度负责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到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为祖国和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罗卜桑丹津《五台山旅行指南》成书、刊行年代考

一、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看法《黄金史》的编纂者罗卜桑丹津还编写有《五台山旅行指南｝）一书。因此，正确确定此书的成书和刊行年代，对于确定罗卜桑丹津的大体创作和活动年代具有重要意义。W·海西希根据该书后记中“康熙六年”的记载，将这部书的刊行年代定为公元1667年，“成书年代是1662年”。此说得到田清波和H·刀·沙斯吉娜等人的赞同。蒙古学者沙·比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康熙六年无论如何无法对应为后记中同时指出的刊行年代白铁牛年（Caraycinemetumurukerjil）”即辛丑年。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玄烨六十年（Jiradur…     

指导学生作文必须重视语言的准确

语文课要培养学生正确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正确地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即要说就能说得通,要写就能写得通,或说或写都要能够表情达意准确无误,生动感人。初中阶段的学生作文,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是词不达意,语言不准确。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语文教师的重视。在我所教学生的作文中,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一、动笔之前不加思索,观察不仔细,结果造成语言不准确。 常见的情况是把本来比较复杂的事物过于简单化,本来不该节省笔墨的地方却节省笔墨,结果是抓住一头却失去了另一头,读者怎么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有个学生在介绍学…     

强化编辑主体意识与提高图书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成绩更为显著。图书品种成倍增长，图书市场日益繁荣，图书总量增长加速，这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少有的．这种增长，一方面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解决了图书市场多年的饥荒问题。在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暴露出的问题亦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质量严重滑波，而编校质量又首当其冲。“无错不成书”，已经成为今日出版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和许多出版社的顽疾。出版单位在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同时，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并完善地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中庸文化视域下榜样报道的叙事创新

榜样报道是运用新闻体裁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但是,实践中一些榜样报道存在“虚美”、缺失“日常”,导致榜样示范力不足。中庸文化在“诚”中展现万物本性,在“庸”中践行普通与平凡,在“至诚”中修己成人。中庸文化在榜样报道中的运用,能够让榜样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实现榜样的教化功能。中庸文化合乎规律的价值追求、平衡恰切的精神论旨,使其能够透视榜样叙事的生产机制、把脉榜样叙事的“虚美”弊端、创新榜样叙事方式,契合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新闻工作三贴近原则,对于发挥榜样的力量、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夫妇校雠

百年前在上海出版界与商务印书馆对抗者唯有有正书局,翻印古籍如嵩岱并峙。此外则钱塘丁氏十万卷楼后人丁仁(辅之)之聚珍仿宋印书局后起,所印书,版式大方,字体端整,又校雠精善,三者具备。时王观堂先生居沪,先人在海东。所印书如《雪堂群书叙录》、《临川集拾遗》、《王子安集佚文》、《空际格致》、《明季三孝廉集》等,皆为观堂经手由聚珍代印。今检《罗王遗札》中多涉此事。王札言丁君自述“所印书皆由其夫人初校,丁君再校”。按;丁君夫人不知其名氏,盖书局规模小,执事人无多,致主人夫妇亦需亲任校事,因而所印书校雠方面甚精审。但唯见于此札,实书林韵事也,遂记之。且可讽今之出版界不重视校雠“乌焉满纸”,成为社会上流行“无错不成书”雅谑之来源。     

谈谈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语言美”是其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在关于“语言美”的宣传中,好些文章往往局限于待人接物的礼貌语言的宣传,而忽视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应作为“语言美”的最基本的要求。脏话、粗话、野话固然是对语言的污染,而不规范的语言文字也是一种语言污染。对后一种语言污染,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     

语文观考辨

语文观是目前语文界持有争议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考辨语文观，应从语文家论断的共识、语文题名的原意、语文名称的演变、语文学科的特点等方面，说明语文是以正确、熟练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为核心内容的一门多元的综合学科。     

方以智生平和《通雅》的成书时间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考据学家。他博涉多通,对文字、音韵、训诂、天文、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皆有研究。《通雅》是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代表作,是一部训话学专著,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然而,这样一部专著其成书时间存在多种说法,本文从考证方以智的生平来推断《通雅》的成书时间,略陈己见。一、方以智生平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别号药地、浮山愚者、愚者大师、极丸老人等,安徽桐城人。青年时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参加“复社”活动,时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     

从动词“用”“悔”“告”的配价特点看《易》的成书年代

关于《易》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观点。从配价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易》中“用”、“悔”、“告”三个动词用法之演变轨迹,《易》的成书年代当在殷末周初。     

《礼记》成书于西汉考

<正> 《礼记》的成书年代问题,历来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成书于西汉,是由戴圣删定古“记”而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成书于东汉,是由东汉的经师删补而成。通过分析,我认为,《礼记》不可能成书于东汉,它只能是西汉的作品。(一) 《礼记》成书于西汉的观点早已有之,但论述不够详尽,因此有重新论定的必要。断定《礼记》成书于西汉,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根据:     

改革历史研究的途径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祖国,在改革中前进,在改革中腾飞,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规定,“七五”计划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经济建设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建设也不应该例外。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科学来说,其发展也离不开改革。     

一个少年网子的心声

“知识改变命运，网络改变生活”。网络带来便捷，也带来麻烦。网络无错。请倾听——一个网子的心声。     

榜样之美与社会主流道德传播的主体转向

作为一种新的榜样形态,“最美人物”承载着与传统榜样相同的任务——社会主流道德传播.就此而论,“最美人物”的独特意蕴在于,通过“善”之表达方式的转换,使社会主流道德传播的主体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社会公众取代政府及其相关组织成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榜样选择的主体、榜样教育的主体.这种主体转向的意义在于:在社会公众的自觉认知中确证了社会主流道德的实存性与价值合理性,在榜样之美与榜样之真的统一中证明了传播载体的真实性,以“发明本心”之榜样教育路径提升了传播活动的长效性与实效性,传统榜样在社会主流道德传播中的种种偏蔽由此得以纠正.但是,“最美人物”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榜样的经典魅力.     

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方针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各级政府就一向十分重视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明确指出,在多民族地区“要把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工作放在首位”,“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为主”和“把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工作放在首位”。两种提法的内函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这一方针得到了正确贯彻,因此,我国解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很快的。“以民文为主”或者“以民族文字为主”,这是一个简略的提法,它的全面提法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多民族地区。发展出版事业要以少数民族文字为主”。它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