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相对化视角:木山英雄的鲁迅、周作人并行研究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是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为了避免将鲁迅绝对化和主观化,他从相对化视角对鲁迅、周作人、章太炎等人以及现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了并行研究,由此进入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历程。     

鲁迅与梁启超

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与梁启超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虽然他们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启蒙宣传家,但他们生活于共同的时代,同为民主革命史上人.所以,把他们共同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会更加全面理解鲁迅的伟大,同时会更为科学地认识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观察鲁迅与梁启超,将会发现尽管梁仅长鲁迅八岁而早其逝世又不过七一 年,尽管他们享年都只五十多岁而并世却达四十八年,但作为历史人物,他们之间却恍如隔世.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背离?还是回归?——周作人与中国文人传统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而又绕不开的存在,历来褒贬不一,话题之多或许仅次于鲁迅。周作人及其思想是相当复杂的,儒释道及古希腊、基督教、日本等文化体系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但纵观其一生,周氏的思想与创作与中国文人传统关系密切。笔者站在背离与回归这两个维度上,通过分析周作人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创作与活动,考察其与中国文人传统之间的关系。     

试论胡适与周作人抗战时期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

胡适、周作人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很大的一代宗师。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成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时曾对斯诺说过,自己年轻时,“非常钦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楷模”。①郑振铎曾将鲁迅和周作人一道并列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②此后长达二十年,胡、周二人为宣扬民主、自由、科学、个人主义的新思想并肩战斗,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崇。直至抗战爆发,胡适在受命担任驻美大使的途中,还作了一首诗《给周作人》:“藏晖先生(胡适在…     

滑稽与恐怖——论周作人思想的一个独特侧面,兼及其文化精神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兼文学家,但世人对其思想的理解,虽不乏真知灼见,却也存在不少误解.故本文试图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一个独特侧面的探究,即其对于文学中滑稽因素的赞赏和对恐怖因素的反对,来探讨周氏思想的某些真正本质所在,即周氏思想所具有的继承自古希腊精神的光明的、乐观的、富于生命力的特质,以期澄清某些误解,从而对了解周作人这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林语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其影响者 ,林语堂也不例外。林语堂与梁启超最根本的关联在于 :自我的矛盾性 ,思想观念的求新求变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奉 ,热爱常识、幽默和趣味 ,文体的气势磅礴、饱含感情和文白相间等。二人最大的差异是 ,林语堂比梁启超更注重宗教情怀、多元文化之融会和文学性。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试析鲁迅与梁启超思想的代际嬗变

以思想启蒙为切入口 ,兼及国民性和文学观 ,进一步揭示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梳理其与鲁迅之间的代际嬗变 ,对其历史意义与局限进行评析     

梁启超与孙中山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活动与斗争实践都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特点。比较一下他们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们政治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孙中山稍长于梁启超,而在历史舞台上,梁启超却捷足先登,历史观的形成也是梁先孙后。他们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如何解决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围绕“民”来陈述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民”是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和核     

梁启超与近代妇女解放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研究

本文论述梁启超思想中的“进化论”,决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内在差异恰恰体现出中国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进程。     

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述论

关于晚年的梁启超为什么会放弃政治活动,同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学术界歧义纷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是晚年梁启超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清华国学院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之一。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以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     

“无我”与“妻性”——辜鸿铭与鲁迅两性文化心理关键词

辜鸿铭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最保守与最激进的两极性文化人物,其思想的两极性在二人对两性关系的审视上表现得尤为充分。结合辜鸿铭与鲁迅的个人婚恋生活,通过对辜鸿铭与鲁迅的文本进行分析,概括出“无我”和“妻性”这两个理解辜鸿铭和鲁迅两性文化心理的关键词,以期为辜鸿铭与鲁迅比较研究、辜鸿铭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两性文化心理建构做一点铺垫。     

周作人文章学思想初论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诸多方面,周作人(1885——1967)都有他重要的一席地位。但是,由于他依附日本的行为不为国人原谅,由于他与鲁迅、左翼作家相对立为世人误解,故历来就对周作人缺乏研究。但正如钟叔河先生所说的:“陈婆虽有麻子,所烧的豆腐固未尝不好吃也。”今天认识到这一点的已不乏其人,已出现不少论其文、论其思想的高质量论文。然而,对周作人文章学思想作系统深入研究的却寥寥无几。我想,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个大文章家,其文章学思想无疑是一笔丰富的遗产,他的文道观、文章功用观、文章美学观、文章风格观、文章章法观、文章技法观、文辞观、文章翻译观、文章批评观、文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建国以来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述评

以1976年为界,四十余年来的梁启超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侧重于对梁启超思想的探讨,特别在60年代,《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曾对如何评价梁启超的思想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论者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梁启超,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肯定看法。伹对此后梁启超多变的历史面貌,评论界歧见纷纭。由于普遍以是不是革命派、农民起义为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因而对改良派的梁启超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甚至脱离了史实去评价梁启超。这种评判态度直至1980年出的《梁启超传》(孟祥才著,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见其踪影。这时期从文学角度研究梁启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的范围极窄,集中在有关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及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