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安事变之魂

该文以史为据,比较分析,着重考察了影响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揭示了西安事变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期发扬光大民族精神,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认为张学良、杨虎城逼蒋联共抗日,完全是出于民族利益之举,放蒋亦是顺乎潮流之行动,送蒋返宁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张、杨最后之悲惨命运,是小我之失,民族之得。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宋美龄是代表国民党蒋宋家族参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秉持"和平与抗日"的原则,在南京竭力劝阻主战派对西安的讨伐,在洛阳敦促讨逆部队直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而将"讨逆"战争转化为不至于成为破坏和局的博弈举措.抵达西安后,她改变蒋介石不肯妥协的殉难心态,陪伴其度过从"剿共"到抗日的国策转变的心路历程.她和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达成全面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若干口头协议.她还凭借与张学良的多年交谊,以及张学良对她的抗日政见的敬重,在蒋介石坚持不签署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成功说服张学良首先同意放蒋,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就从国民党开明高层的一方,为将西安事变建造成为中华民族摒弃前嫌、团结抗日的历史丰碑而"上梁盖顶",其历史贡献弥足珍视.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李莉王德桡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作为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始终是左右事态发展的核心人物。本文拟对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进行一番探讨。一、决策释蒋众所周知，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兵...     

左舜生与西安事变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走上一致抗日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安事变也为左舜生争取政党合法化与加强国、青两党合作抗日提供了历史契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左舜生实际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实现了从反蒋独裁、野战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思想与策略的转变,但仍然没有改变其反共抗俄的立场。     

从我党“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开创全民族抗战新局面、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论张学良送蒋

每当人们谈起西安事变,无不钦佩和崇敬张、杨两将军“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的爱国赤诚;想到张、杨两将军个人的不幸结局,无不愤慨,怒斥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在感叹、惋惜之余,人们往往流露出责备:“张学良不该亲身送蒋回京”,真是“感情冲动”,“太天真”。近来,又有新看法,认为:“以一人之失,换来全民族之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学良陪蒋回京,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一是责备,一为溢美,似乎都有道理。但当我们遵照列宁的教导:“如果从事实全部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认真分析、综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就会感到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片面性。 (一) 张学良是极富传奇性的西安事变的编导和主演。研究张学良捉蒋、放蒋、送蒋这一幕接一幕,一环扣一环的历史行动,必须首先紧紧把握住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指导思想和西安事变的基本特点。     

转折点

1936.12.12西安事变:扭转时局这一天,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曾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对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写下了中共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美国政府,跨越中日战线,超越国共关系,与中共发生一种半官方关系,这使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达到高峰。这一历史事件对当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工业强市:西安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通过对西安与其他 14个副省级城市工业总量和工业产值比重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 ,认为困扰西安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矛盾的重要原因是工业大幅度下滑所致 ,据此提出重振西安工业雄风 ,以结构优化促进经济总量上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最后提出振兴西安工业经济的若干对策建议。     

学理探讨中的政治博弈——抗战时期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再认识

当下,学术界近乎将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解释为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学理论争,而忽略了论战的深刻异质性内涵和政治内容。实际上,在三民主义论战中,一方面,中共的确从学理意义上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科学认识;但另一方面,中共也存在适应政治任务需要的内在诉求和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取向,从而窄化了其进行学理层面探讨的视野,限制了其理论思考向更深层次的拓展。总之,论战从未与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政治意绪相隔梗。      

中国共产党构建马克思主义观之科学方法探析

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其马克思主义观正确与否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就必须掌握构建马克思主义观之科学方法。历史经验证明,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以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坚持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为基础、坚持以与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断斗争为动力尤为重要。     

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阶层中西文化观的嬗变

自鸦片战争到上世纪40年代，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中西文化观在探索、论争中不断嬗变的一百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总纲领，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全面推到科学、成熟阶段。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文化观的嬗变历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文化，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安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续)

从我国宏观背景和产业政策导向分析:我国能源、原材料等“瓶颈”的缓解，意味着当前工业结构正处于从基础工业向以装备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加工组装工业升级的阶段，再加之从国民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方面综合考虑，“十五”计划和十六大都提出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2002年2月国家计委组织完成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标志着我国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生观基本问题的科学解答

邓小平科学解答了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基本问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民生的问题,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民生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巩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它的基本内涵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它的特质就是共同富裕;它既是构成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又是检验各项工作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对于怎样保障和改善社会主义民生,邓小平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把＂三农＂问题作为基本切入点,把改革作为基本动力,把＂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基本战略步骤。     

近代中国从衰败到繁荣的转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处于极度衰败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近代中国从极度衰败到繁荣富强的转机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基础好、起点高、发展快、成熟早,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转机已逐步显露.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中共与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实有三个层面，其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皆为统一之“障碍”，均欲解决而后快；其二，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是“内”“外”有别，经历初期优先“安内”轻视“攘外”后，确认“安内”必先“攘外”；其三，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对中共寻求政治解决，攘外逐渐成为蒋的政策重心，其政策调整亦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