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散论

“意境”作为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不能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模式简单演绎，把“意境”说成是主客观统一的典型形象。在“意欲’审美中，不是“情景”，而是“虚实”构成其核心因素。“意境”以虚实为本，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美学的超越精神。“‘祥境”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境界的典型表现和最后完成，在“意境”审美中具有重要意义。“意境”范畴可以进入现代美学中，它的诗意体验和超越精神，在现代审美中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花朵”和“地面”之间——汪荡平戏剧作品分析及对现代戏剧创作的思考

汪荡平的戏剧作品 ,以其主题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人物的世俗性和诗意性、情感的喜剧性和悲剧性、艺术表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启发我们对现代戏剧创作审美定位的思考。现代戏剧 ,应该把“舞台”搭建在“花朵”和“地面”之间、“诗意”和“凡尘”之间、“高层”和“平俗”之间     

“城中村”：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是我国城乡不统筹的产物。“城中村”严重制约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已成为困扰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问题。要提高城市化质量,提升城市素质,必须进行“城中村”改造。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实现“城中村”的城市化。     

流转在艺术空间的听觉：中国古典“听泉”审美意象及其景观建构

中国古代文人对泉的审美体验经历了从形、色到声响的衍变,“听泉”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体验方式。听与心灵相联系,“听泉”在古文人的情感投射与不断吟咏中转变为富含闲逸之情的审美意象,并形成“夜间闻泉”与“隔物听泉”两种审美范式。“听泉”由诗歌蔓延至绘画与园林,在诗歌、绘画与园林艺术空间不断流转往复,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成为文人追求闲情逸趣与诗意生活的美学符号。“听泉”意象的形成及其休闲审美内涵,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听觉审美情趣,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听觉审美文化。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城中村”治理的困局及其跨越

随着中国“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加速，“城中村”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其中出现的瓶颈和困境更是不容忽视。具体说来，当下中国“城中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局主要有三：一是一元化思维所导致的观念偏向；二是“去乡村化”所导致的对“城市化”或“城镇化”及“城中村”理解的偏颇；三是“文化缺位”和制度创新所导致的“创生力”的不足。要克服这些根本性问题，对“城中村”进行多元化、辩证性、动态、科学的理解和探讨，将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任务。     

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及英译问题探析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也是古诗的审美评价标准。本文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诗意的转换问题,认为用英语进行“再创造”,重现原诗的意象或意境,是汉诗英译的关键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译者的诗学修养、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实现“诗人译诗”或“以诗译诗”。     

“流光其声”:庄子审美理念的诗意表述

庄子标举的“流光其声”境界,既是他意想中宇宙人生的完美表征,亦可视为对未来整个美学时代诗意的期盼和预言。“流”是艺术之流,是“韵”的节奏和旋律,是艺术生命流动、运行的审美状态,是自由流畅的线性运动和回环往复的生命韵律;“光”是艺术之光,是“韵”的音色和音调,是艺术生命流动、运行的审美属性,也是宇宙自然与审美主体心性相映发的光辉与光明。庄子由此构成了他心中和笔下、艺术与人生通体透明的宇宙。     

“三农”问题与和谐城市化：难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城市化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同时,“三农”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和谐进行的瓶颈。从长远看,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城市化,而“和谐城市化”与“三农”问题是互为制约与互相促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支持和保护农业,优化工业结构、户籍与土地制度等手段,以和谐城市化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以“三农”问题的解决促进和谐城市化,让城市化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形成良性互动。     

后现代哲学的“诗意”风格：增补、异域、游牧——从庄子与后现代的会通角度看

西方当代哲学所谓的转向和“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哲学“叙事方式”的“超越”。尤其在“科技理性”一统天下时,以逻辑、理性为主宰的“僵硬”叙事风格遮蔽、阻碍了哲学所固有的创造性,而哲学本应该是充满诗意的“创造”。后现代哲学的转向的特征之一就是将诗意重新赋予哲学,让哲学在诗意中重新呈现出来,此“诗意”风格与中国哲人庄子有着贯通之处。     

诗歌英译中“意义”的审美重建

诗歌中的“意义”呈现出人“诗意的存在”,是诗歌的灵魂,也是诗歌翻译的核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移情、想象、联想等方式领略原诗的审美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原诗的意义通过意象和语言进行审美再现。从唐诗翻泽的不同版本中可以看出,其翻译策略或接近原诗的语言和意象,或对原诗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发挥译者自身创造力的重写。无论如何,诗歌翻译都是译者对原诗进行审美重建的创造。     

论蔡元培人本主义的美学思想

蔡元培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创始者之一。在西方近现代特别是康德主观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我国传统美学精神和“救亡图存”时代要求等多方面的影响之下,他以启蒙为目的,以“立人”为核心,坚持以人性、人的心理结构和主观意识为切入点来考察研究美学问题,认为美与人的情感态度息息相关,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指出“美育”就是“情感教育”,突出强调美学的育人功能,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美育”是现代人实现“诗意栖居”,获得人生自由的唯一选择。     

“诗意地栖居”——人生审美化的至境

在现代工业社会，工具理性膨胀，人文价值丧失，道德意识危机，人日益沦为“物化”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正遭受空前污染，人和这个世界变得毫无诗意可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类迫切需要精神上的终极关怀和灵魂救赎，极度渴望重返精神家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句予以深刻的哲学诠释，为苦苦寻求终极觉悟但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之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本文拟从“诗意地栖居”的本质内涵人手，探寻导致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内在根源，旨在剖析“诗意地栖居”这一哲学命题对于医治现代人精神疾病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童趣”——《西游记》的审美品格

在对小说《西游记》的解读上,人们长期沉湎于“释魔证道”,这其实是对《西游记》的误读。这种误读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对《西游记》审美品格的把握。认为,“童趣”构成了《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而且,《西游记》的童趣品格并非突兀而成的,它有着中国传统的审美背景,袁宏道的“趣论”便是这一背景中重要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之所谓“趣”即相当于现今所说的“童趣”。那么,以袁宏道的“趣论”观照《西游记》,便能较好地把握《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西游记》的“童趣”表现为:去除装饰的“天真之趣”,无视规范的“叛逆之趣”,挣脱约束的“自在之趣”。     

诗歌的“意味说”

意味是叠加在意义上的轻微差错，它由此造成的理解上的轻微湍流，揭示出诗意的真正构成。本文提出的“意味说”，比已有的“意义说”更接近诗意的真相。它揭示了意义本身并不产生诗意，但它规定了意义和意味构成诗意时的有效关系。     

“物”“我”的审美互动——“兴”之新解

“兴”的类型可以归纳为物象之兴和声韵之兴等。兴是“诗缘情”的实践形态和发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省察方式,是中国古人混沌思维和巫术思维的体现。最早的兴句可能是人对神的致敬、问候,是诗歌权力性质与一般口语的标志性区别之一。“兴”的审美效果有高下之别,将“兴”规定为“物”“我”的审美互动可以具有普遍的解释功能。     

中国现代诗画艺术的传统路径依赖——以“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和丰子恺“抒情漫画”为例

作为现代画家“图解新诗”的代表性创作,“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和丰子恺“抒情漫画”既在传统形式中植入了新质,表现了现代诗情和意境,又以“云山烟水”的文人画素材与“萧疏淡远”的诗意图式,彰显出古典诗画的深刻影响,成为中国诗画传统变异性传承的两种典型范式。     

白沙“自然之学”的选择与内涵 ——兼论“自然”作为生命境界与审美境界的互动

白沙对“自然之学”的选择不止是他在人生历程中求“真”求“知”的结果,也是他求“善”求“道”求“美”的结果;不止缘于学理与思想逻辑,更缘于他的生活实践.“自然”是生命境界,也是审美境界,二者之间常常互构互动,白沙以“诗”的方式甚至以“不言”的方式言说“自得”、表达“自然”,这是中国思想史中可以深入未来的重要资源.     

论宋代绘画批评中的“意”

“意”是“写意”的核心,“写意”是中国画艺术的精神内涵,而写意精神的式微和消解则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症候之一。宋人绘画批评中的“意”由三个部分构成,即作为诗意的“意”、作为情意的“意”和作为“理意”的“意”。宋人倡导的写意精神,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农”问题是我国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的突破口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城市化”则是转移的最佳途径。我国建国以来一直采用城乡分隔的管理体制,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在城市化不同的发展模式选择上,有以大中城市发展为重心和以发展小城镇为重心两种主要观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不同。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又能很好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此,我国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小城镇建设为辅助。在大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小城镇可以发展以为农服务的产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