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中的罪数探讨——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又收受他人财物行为的认定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又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当这种行为同时达到受贿罪和渎职罪的立案标准时,对其应依何种罪数理论来认定处罚,理论上有如下几种观点牵连犯说、想象竞合犯说、法规竞合说.本文从分析受贿罪与渎职罪的客观构成入手,否定了想象竞合犯说以及牵连犯说.最后,笔者认为,由于受贿罪与渎职罪存在法条上的竞合关系,当上述行为应是法条竞合犯.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

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实施共同受贿犯罪时,要立足实行行为并综合考察受贿故意和职务、取财行为的时间和内容等要素,判断核心角色以确定共犯性质;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时,与受贿罪形成观念竞合,应以受贿罪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关系人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间接受贿罪“便利条件”的司法认定

间接受贿理论上也称为斡旋受贿罪,间接受贿成立受贿罪有三个特点:一是行为主体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二是无论是索取还是收受财物成立受贿罪,都以“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为要件;三是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必须是不正当的利益,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的间接受贿不构成犯罪。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间接受贿案相对较少,理论探讨不多,随着新刑法的实施,如何理解与适用第三百八十八条,存在着一些分歧。笔者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剖析,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受贿罪是职务犯罪的一种 ,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受贿罪共同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无论在犯罪主体上、共同行为上、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上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均有其特点。本文着重探讨了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诸如国家工作人员教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 ,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定性问题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之机直接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的行为的定性问题 ,以及共同受贿人受贿数额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问题     

论委托理财型受贿罪的认定

当前,受贿犯罪行为呈现出方式不断更新、手段更加隐蔽等新特征,给办理受贿案件带来诸多难题.结合一则新型受贿罪案例,着重分析受贿犯罪行为与委托理财、借款合同等民事投资行为的界限,在厘清腐败分子主观故意的基础上,最终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后以委托理财名义提供资金给他人,获得保底高收益回报行为构成受贿.通过对该案的阐释分析,以期对今后解决此类受贿案件提供一点有益参考.     

刑法中“贿赂”的范围应包括一切利益

贿赂的范围界定理应包括物质性利益及其他一切非物质性利益。对于＂权权交易＂、＂以权谋私＂等双方互为行贿、受贿行为,应依照想像竞合犯从一种处断的原则以受贿罪追究双方的刑事责任。     

论共同犯罪性质的认定——以整体犯罪构成为视角

整体犯罪构成是指两人以上的共同行为所符合的犯罪构成.不管是否采纳修正的犯罪构成概念,整体犯罪构成都是认定共同犯罪的基础;整体犯罪构成要和共犯的成立条件相区分,作为整体犯罪构成评价对象的事实行为要结合单独犯罪来确立;在共同犯罪中,只要有利用身份的情况出现,就可以认为构成相应的身份犯,如果同时满足非身份犯的犯罪构成,就形成了非常特殊的想象竞合关系.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探讨——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刑法教义学评析

根据法教义学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内容。主观要素的观点有其历史原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对受贿罪构成具有全面影响力。其主要功能就是对入罪进行限缩。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司法解释,将客观行为与意思表示并列,在逻辑上发生错位。以推定代替事实证明,对犯罪事实采取"二次推定",违背了证明规则。"事后受贿"的规定明显超越文义和立法含义,是典型的越权。应当慎重对待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论渎职犯罪中的“徇私舞弊”

将徇私舞弊理解为犯罪动机较为符合刑法规定与现实情况。受贿后滥用职权的应当数罪并罚,这取决于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益"要件的准确认识和定位,以及刑法中牵连犯理论的深入分析。在受贿后滥用职权的情形下,如果对两罪进行并罚得到的宣告刑可能轻于滥用职权罪的徇私舞弊加重情节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徇私舞弊加重法定刑判处。     

理性权衡即兴行为视角下的企业竞合关系:基本逻辑、演化机理及其治理

竞合关系体现在竞合演化和竞合治理之中。竞合关系的演化贯穿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过程中,竞合即兴行为的演化机理为: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诱发了企业的即兴行为,完全理性下的竞合规则决定了即兴行为,有限理性下的竞合规范指导了即兴行为;在三种作用力下,竞合行为不断演化,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权衡使得竞合行为满足阶段性与长期性决策的目标。竞合关系治理在于保障理性权衡的竞合即兴行为能够高质量地执行和存续,其治理结构选择为弹性联盟。通过对苹果和三星竞合案例分析,从实证层面验证了所构建的竞合理论的研究框架。     

有关受贿罪几个问题的探析

针对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理解和适用新刑法第 385条时所产生的分歧 ,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及其犯罪构成理论以及有效打击该种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 ,深入探讨和分析了有关受贿罪的几个问题 ,并得出下列结论 :利用职权或地位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即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受贿标的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关于我国刑法中罪数判断标准问题的探析

犯罪构成标准说作为罪数判断的基础这一观点更为科学,应当按照客观存在的犯罪行为的主观罪过个数以及犯罪客体重合性来判断罪数。像想象竞合犯、牵连犯是数罪而非一罪。     

受贿罪定罪量刑情节要素司法适用分析——基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就贪污受贿案件司法适用诸多问题做了权威解答.立基于司法实务理解和《解释》的适用,应将"财产性利益"外延的判定标准定位为是否可货币化;在从重处罚和刑罚升格的规范功能中合理适用"多次索贿"情节更利于司法实务操作;受贿罪谋利要件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应视为法律拟制,而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后明知"则应视为注意规定的技术选择.《解释》中受贿罪的规定仍有不足,主要体现在受贿情节诸要素对受贿行为罪质的表征程度不一、与行贿罪中的特定情节缺乏对合性等方面.     

徇私舞弊减刑罪有关问题研究

徇私舞弊减刑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行刑法律制度。对于违反法定程序予以减刑的,能否构成本罪不能一概而论: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对符合减刑实质条件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或者特别重大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减刑,情节严重的,应以本罪论处;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单独构成受贿罪,而徇私舞弊减刑的行为也已构成犯罪的,属于牵连犯,应从一重罪论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作出减刑裁定时,其行为属于法条竞合,对此应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     

从规范关系试论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在表面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但最终适用的只是单一规范,其他规范在评价及适用上均被排除,这种现象体现在规范上的关系就是法条竞合既有犯罪构成的逻辑关系,也有犯罪构成的评价关系.     

受贿罪行为规定比较研究

此文通过对我国古代有代表性法律、日本现行刑法及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行为规定的考察比较，认为北魏律开创了区分枉法受贿和不枉法受贿的先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律》对受贿主体、受财方式、处所、对象、枉法与否作了细致的区分；日本刑法对受贿罪按照罪刑多元化模式规定了数种罪名。尽管其也有不足之处，但对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很有借鉴意义，为此建议我国刑法应增加有关受贿行为的新罪名。     

论职后受财行为的认定——以两高《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为视角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常常具有"期权化"的特点,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其日益成为职务犯罪中预防和打击的重点.面对此类新型受贿方式,司法实践困境的"症结"在于过度重视客观的危害结果,而有意弱化甚至忽视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对于双方不存在"事先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是否成立受贿罪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及行为人是否具备受贿的故意,避免客观归罪.具体操作上,为避免不当扩大打击范围,需区分事先有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并且对受贿罪的实行行为进行严格解释,以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相结合.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为预防和惩治受贿犯罪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通过评述国内法学界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受贿犯罪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既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与结果;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在斡旋受贿中行为人与被利用者的职务之间不存在制约关系。     

论受贿罪的着手

有关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理论对立。诸多学说中，结合目的分析的实质客观说更具合理性。我国受贿罪着手标准有立足于形式客观说、折中说以及复合行为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都以“开始收受财物”作为认定受贿罪着手的核心。基于对既有受贿罪着手标准的问题分析，结合实质客观说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以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贿合意业已达成作为受贿罪的着手。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独立法定刑的法理分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一般受贿罪在本质与外延上存在较大差异。行为主体应扩大至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具有影响力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所利用的条件,应是非制约关系的社会影响力。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独立性,从学理与实践上论证对其进行独立立法的根由、为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提出具体的立法构成要件,可为严密我国刑事法网提供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