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春秋》五例”与比兴

"《春秋》五例"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可作为史家之悬鹄,又能当成文学之示范。其中,"比"与"微而显"、"志而晦";"兴"与"微而显"、"婉而成章"异曲同工。而"比兴"的阐发功能——比德兴托则更与"惩恶而劝善"交相辉映,其政治与艺术的联姻,作为中国诗歌的意义建构方式,既是诗义转隐晦的根本原因,又是诗歌简约含蓄的重要源泉。诗如此,词亦不例外。     

五句体与连章诗——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体式发微

杜甫对曲江充满感情,作于天宝十一载的《曲江三章章五句》是杜甫第一次以"曲江"为题赋诗抒情。此诗七言成句、五句成章、三章成篇,前三句逐句用韵,后二句仅一韵,其命题及章句格式颇为独特。其命题格式脱胎于《诗小序》,章句格式则源自《诗经》以及《前溪歌》《白纻歌》等南朝乐府民歌,尤其是《乐府诗集》卷55所载张率《白纻歌》等作品。今天仍然流行于鄂、湘、渝、陕、豫、皖、赣等地,包括豫西南地区的"五句体"山歌,亦是七言五句,称为"赶五句"或"排歌",与杜诗一脉相承。杜甫自觉运用其高超的结构艺术,通过奇偶变化,以表面的不平衡达到深层的平衡,《曲江三章章五句》堪称典型。此诗是杜诗题目中唯一称章者,也是杜诗中惟一名副其实的连章体诗。后人对此诗的评说和拟学,帮助其实现了经典化。学界使用连章体诗概念多有泛化和误解,有待辨正。     

古代文论概念多义性例说

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往往具有复杂的多种意蕴,同一时期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在不同语境下,所取义项亦可能不同。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往往对这一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或以偏概全,或忽略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意蕴的变化,以致错误理解古代文论作者的本意。有时论者们各执一偏,引起无谓的争论。本文拟通过具体的例证揭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庶几引起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从“春秋五例”看杜甫诗歌含蓄的表现手法

杜甫诗歌中含蓄的表现手法的运用,形成一种杜诗特有的“意在言外”的语境和审美空间,从而避免了径露直白的直抒胸臆,同时加以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这就赋予其诗歌摇曳多姿、跌宕起伏、言浅意深的恒久魅力.而这种“言此意彼”的含蓄的表现手法很显然是受到了儒家经典《春秋左氏传》中“春秋五例”的表现手法的影响.“春秋五例”是对“春秋笔法”“比兴手法”所开创的文史系统的继承和发展.杜诗中含蓄的表现手法和对“春秋五例”的自觉运用形成了杜诗特有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古代文论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在当代文论中的意义

在古代文论中,“和谐”思想对于范畴的生成、命题的提出及基本原理的创构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文论生成发展所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律。当代文论的范畴、命题及基本原理与“和谐”规律亦密切相关,“和谐”也是建构当代文论所应遵循的重要规律,此规律有助于避免当代文论“失语症”等问题的出现,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     

杜预生平事迹新考——对《中古文学系年》相关条目的商榷

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在对杜预生平事迹进行系年方面,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可以得知杜预参与修成《泰始律》及作《律序》、律令注解的时间在泰始三年（公元267）;杜预始任河南尹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到三年之间,以泰始元年十二月的可能性为大;杜预检举石鉴在泰始七年（公元271）正月伐吴之战后;杜预大败吴将张政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十二月.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现代意义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它对当代文学创作、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一、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焕发主体灵性,张扬生命自由;二、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求新求变,加强艺术表现力;三、启示正确看待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审美为文学的价值之所在;四、启示倡导文学审美的多样化,反对单一的文学批评取向;五、启示反对庸俗的文学之趣,追求健康的文学趣味;六、启示文学批评要亲近文学现象,抛却空中楼阁。     

回归与超越：《杜臆》与“以意逆志”法

王嗣奭《杜臆》笺释杜诗,取的是一种体验式路向,借重个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人生经验以契入杜诗,并由此掘发杜诗的"真"、"正"之美。这既是对传统"以意逆志"法的回归,同时也是一次超越。     

"七体"文三说

“七体”是继枚乘《七发》而产生的一种文体 ,从古到今 ,人们都对它的文体特征、源流演变有不少的讨论。但是不少观点望文生义 ,甚至以讹传讹 ,本文为此作了正本清源的梳理。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三界内》文化意义浅析

《三界内》运用数字“三”与“九”的特殊文化内涵,以《易经》体现出的生成、运动原理为哲学基础,以“九品中正制”为评定人格的标准,设计了一个有意味的文本结构,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哲学解读,即虽然生命在“永恒轮回”的运动中是荒诞的,但人却处在奋斗的过程中;人需要有理想有追求,向善而在。     

《左传》杜注“某犹某也”类释

古注的训释很大一部分是文意训释。《左传》杜注中有数十条"某犹某也"的训释,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的关系可分义通和义隔两大类,前者指义同或义近,但又同中有异,后者表面相隔,实际相通,异中有同。两类中又各自涵括多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天命观”在赵健秀《杜老鸭》中的移植与再阐释

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在其后现代小说《杜老鸭》(Donald Duk)中,艺术地移植了儒学的"天命观",并以此为伦理基础塑造杜老鸭这个崇尚血性和复仇的华裔文化英雄形象。本文借鉴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分析儒家的"天命观"思想如何随中国经典"旅行"到美国,并在美国东方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如何成为赵健秀在小说中阐释为其反叛伦理的基础,并以此重构他心目中理想的华裔身份和形象。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来源新探

张綖在词体创作的体悟以及编撰《诗余图谱》的词学实践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区分词体风格的不同,并最终在《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了影响古今的"婉约—豪放"二体说,但"二体说"并非源自张綖评点《草堂诗余别录》时提出的"精工—豪放"之说,而恰恰相反,"精工—豪放"之说是对"婉约—豪放"二体说的进一步阐释。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