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南抚夷越”之我见

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曾为史学家所称道;尤其是所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更被某些史学家所美化,认为是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其实不然。我以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比起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实行暴戾恣睢,残酷镇压来说,确实称得上“一佛出世”,但并不象有些史学家所称道的那样“好”。本文试就“南抚夷越”的动机,实际效果与今日在彝区的影响,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研究诸葛亮的专家学者。     

从蜀人对诸葛亮认识的转变看“郭冲五事”真伪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有郭冲所述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事,裴松之认为五事皆为妄说,逐一驳斥。就刑法峻急一事而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备初入蜀地,诸葛亮使用严刑峻法治蜀,加之连年征战,蜀地人民的确苦不堪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已有所调整,蜀人对诸葛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宜用后来善政的评价否认之前的严苛。蜀人相贺一事也反映出蜀人对蜀汉集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同样不宜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随着蜀汉统治政策的调整,蜀人对蜀汉集团及代表者诸葛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郭冲所述五事之一、四、五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宜轻易否定。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

在汉文史籍中屡见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等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古代华夏、汉人话语中的"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华夏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在民族志上,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 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南岛语族中"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再现了这一土著文化的内涵形态.在考古学上,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华南起源、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的历史.     

从“夷夏”到“中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的思想转化

晚清的"夷夏之辨"被认为是某种民族主义,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有其历史原因。在戊戌变法前后,"夷夏之辨"的内涵在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发生分化,守旧派以"防夷变夏"为目标,守护的是名教和皇权,革命派则以民族革命为导向。1900年后,种族论和民族主义先后主导思想舆论,"夷夏之辨"因缺乏革命学理而被舍弃。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华"取代"夷夏"成为中国人的身份符号,尽管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对"中华"内涵的理解有差异,但经过1905-1907年间的民族主义争论,"中华"内涵渐趋一致,成为不同派别共同的话语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成为构建"中国"的主体表达。     

诸葛亮何以“自比于管仲乐毅”——兼析诸葛亮早期的个性特征

学识的博通,性情的自负,行止的洒脱不拘,是诸葛亮早期鲜明的个性特征。基于此,他才大胆地以管、乐自比。     

“滇越”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在多年从事东南史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中外文献资料，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滇越”的族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否定了史学界通常采用的观点，得出“滇越”并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滇越”与傣掸民族历史没有关系的结论     

费正清“夷”字翻译的话语解读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从此该字在汉语语境中的原来foreign的意义遭到驱逐,体现了英国对清政府施加的强权政治。近100年以后,费正清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再次使用了这种翻译方式,反映了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     

赤壁之战前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新论——兼论诸葛亮出山和“隆中对”

赤壁之战之前的备亮关系经过了从"茫然期"到"蜜月期"再到"倚重期"的转化。诸葛亮出山是"毛遂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一开始并没有被刘备重用。经过"隆中对"的君臣长谈,备亮关系开始由"茫然期"向"蜜月期"转变。之后诸葛亮提出夺取荆州的"荆州三策":联合刘琦,夺取襄阳和联合孙权,出使孙吴。刘备把出使孙吴的重任交给了诸葛亮,说明备亮关系已经完成了由"蜜月期"到"倚重期"的转变。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化夷策略——以四川白马土司对白马藏族“化夷”之道为例

四川白马藏族偏居西南边陲之地,其发展受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面临饱腹需求与生命安全的双重挑战。自南宋理宗起,白马藏族开始实施土司管理制度,历任白马土司推行了一系列安民富民、兴学化夷的政策,促使白马藏族逐渐与中原文化相连接,四川白马藏人的认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智慧与忠义之间——论诸葛亮的“人谋”悲剧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智慧和斗争经验,因而具有惊人的谋略和绝世的才能,几乎成为智谋的化身和代名词。诸葛亮形象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智谋”,其悲剧在本质上也应该是谋略的悲剧,它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矛盾:最外层是出处选择时人谋和“天时”的矛盾;中间一层是进入刘备集团后人谋与刘关张“义气”的矛盾;而最内层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其自身性格中智谋和忠义的矛盾。     

对魏源反侵略思想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评价

用历史的、具体的观点阐述晚清思想家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反侵略思想内容,并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魏源反侵略思想中与时代、阶级相对应所体现出的进步性,以及在封建统治社会背景条件下,其作为封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特定阶级属性,使其反侵略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对问题根本认识上的局限性。     

从荆州之争中蛮夷“拥刘”看蜀汉民族政策的成效

三国时期蜀汉实行的民族政策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在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武陵蛮夷部落,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倾向,为蜀汉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蜀汉之所以能够赢得各少数民族的鼎力支持,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改变了过去单纯杀戮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了以"和""抚"为基本原则的民族策略;而且消除歧视行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格和文化习俗,采取了汉夷两级官吏共同管理地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走近越战泥沼——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对越政策的演变

本文通过对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对越政策演变的分析,揭示其与日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关系.文章认为,同日后卷入越南战争一样,美国之所以袒护法国、漠视越南人民的独立要求并随后卷入在越南的战争干涉,乃是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文章尤其强调,美国1954年主导联合行动的努力和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所为直接为其日后卷入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从“师夷长技”到提倡“格致之学”——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

近代中国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历程是不断深化的.最初是经世派提出"师夷长技"口号;接着洋务派继承这一口号,并掀起一个引进西方技术的实际运动;稍后,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是发达的格致之学,从而将国人的科技观由感性器物层面发展到"理"与"学"的理论层面.但在整个近代前期,中国人都是在"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框架内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这表明人们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性质,近代科学思潮尚处于萌发和初级阶段.     

为武侯辩诬:诸葛亮“借刀杀人”问题辨析——兼评朱子彦先生的治史态度与治史方法

近年来,在三国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瞩目,即:诸葛亮所以在荆襄之战中始终不救关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救;他不仅不想救,甚至还要"借刀杀人"将其除掉。持此种观点的人还厚诬诸葛亮,说他野心极大、心机极深、擅权专断、打击同僚、消极北伐、奸诈一如司马懿,其最终目的是要取代后主,"登上帝位"。但许多史料亦证明,诸葛亮是一位具有光风霁月的磊落胸怀、淡薄宁静的人格修养、忠诚廉洁的思想品质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职业精神的少有的民族先贤;他与刘备在"关羽毁败"之际并非不想施以援手,而是事势让他们根本无法援救,"借刀杀人"的观点有失荒诞与武断;章太炎先生的确曾提出过葛氏"借刀杀人"的观点,但他后来又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所以,对诸葛亮的种种诬蔑性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王敬骝的学术人生——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王敬骝专访”

王敬骝研究员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民族语文工作者,致力于语言研究60余年。作为新中国孟高棉语学科奠基者之一,他不仅致力于相关民族语文的研究开发和教育推广工作,而且在孟高棉语和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近年,基于长期深厚的语言调查研究,他将研究方向转向学界称为"中国语言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用汉语是混合语的观点破解中国传统语言学上诸多"困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风格和丰富的研究经验为学界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坚硬“土性”：越文化植被下的精神传承——许钦文乡土小说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意义

许钦文的乡土小说是在越文化的土壤中孕育产生的。其乡土小说演绎出了土性十足的浙东坚硬民风与民气，形成以启蒙为主导的沉重坚实的创作主题，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意义。     

从区域文化视角对鲁迅现代性文化思想的深层开掘——《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序

王晓初的<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从"越文化"视角切入透视鲁迅,在宏大的视野中梳理与提炼了鲁迅生成的越文化传统与背景,进而在鲁迅对越文化精神之源的追寻与对鲁迅文学文本的越文化底蕴的探究中清晰地呈现出鲁迅与越文化深厚的渊源关系.进一步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纵坐标与"世界史"横坐标的交织中深刻地揭示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之父的现代性意义,是鲁迅研究界一项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