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后重建绩效测量——以汶川、玉树、芦山地震为例

灾后重建是保障地震灾区群众重归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工作,那么如何测量灾后重建绩效,哪些因素会影响灾后重建绩效?文章回顾了灾后重建绩效相关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认为效果和效率是灾后重建绩效的两大方面,以"消除灾害影响并恢复到灾前水平所用的时间"作为衡量灾后重建绩效的标准,能够反映灾后重建的效果和效率,具有可行性。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灾后重建绩效的分析框架和测量方法,并选择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作为案例,对三次地震灾区的重建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简要分析了绩效差异原因。结果表明,三次地震灾后重建基本如期完成了灾后重建目标任务,但因存在灾害程度不同、对口支援质量不同等原因,三次地震灾后重建绩效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红十字会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

汶川地震救援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第一次大量参与灾后重建的机会。政府鼓励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与政府和普通的NGO相比,中国红十字会拥有自己参与重建的条件和优势,在重建中也逐步确定了自己的业务范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锤炼了中国红十字会多方面的能力,也对红十字会未来的救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评估现状分析

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评估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目前的重建评估工作总体上呈现畸轻畸重现象.具体表现为:1)重“物”轻“人”的倾向,或者说传统的地质、环境、经济等技术评估占多数,社会影响评估比重低;2)表现出极强的宏观政策导向,而政策又取向技术偏好;3)灾害社会评估和重建社会评估概念被混淆使用,愈加容易导致重建社会影响评估在实践中被忽略.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社会影响评估概念和意义认识不足.介绍了社会影响评估概念,分析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必要性,提出灾后重建评估应该均衡发展.     

试论灾后重建过程中NGO与政府的合作模式建构——以陕西省妇源汇的实践为例

在中国,灾后重建过程通常是依靠国家行政系统的力量来实现的。但是随着近年来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受灾面积不断扩大,灾害后果不断加重,致使灾后重建的形势变得日趋严峻。每年因灾生成的大量灾民,加上原有的贫困人口,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巨大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NGO组织的力量,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共同抗击自然灾害并完成灾后重建使命,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但是,由于中国NGO组织的建设起步较晚,与政府的合作形态尚在磨合之中。究竟这种合作形态如何建构？主要的合作形式有哪几种？特别是这次＂5.12＂汶川大地震,以灾后重建为对象的互动形式和效果如何？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中国NGO组织与政府合作应该选取哪些模式更为有效？显然,这是我国社会管理机构和NGO组织发展进程中都必须回答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     

灾后重建中的社区营造——地方治理中NGO参与的比较研究

在当代中国,随着治理理论和NGO的兴起,NGO组织如何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台湾的经验则给了大陆一些值得关注的启示。本文采用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中国台湾地区灾后重建社区营造过程中出现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为案例参照,同时呈现大陆灾后社区重建中的NGO参与案例,通过叙事和比较研究,讨论两岸NGO参与社会治理的差异,并就公民参与对于社会弹韧性机制的营造等问题提出相关的讨论与建议。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经验总结及启示

在近两年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涌现出了很多经验和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带来了四川灾后重建工作的伟大奇迹,应加以总结和推广。结合四川实地重建工作,仅从抗震救灾的经验来归纳,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用科学发展观统筹灾后重建;三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积极创新。     

准组织化: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困境——以汶川地震后四川XM乡灾后重建为例

农民组织化的概念和理路蕴含于灾后重建的实践,而其程度和方式影响着灾后重建的效果.通过对汶川地震后XM乡灾后重建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中,农民要么被过度组织,要么被低度组织,加之政府失灵和市场异化,灾后重建中农民的组织化呈现出了碎片化、准组织化、被组织化、自组织化等多种状态,其中准组织化是一种常态.农民的准组织化成为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面临的困境.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资金筹集方式探究

汶川大地震给我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尤其使四川面临着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严峻考验.资金来源对于灾后的重建是关键问题.财政资金、对口支援、国内外援助等资金筹措渠道固然重要,但灾区的未来发展不能光靠扶助.本文在阐述了上述筹资方式的基础上,基于多种筹资方式互补的思想,对灾后资金的特点、优劣势及其灾后重建的适用性进行了再思考,进一步探究灾区筹资方式的多样化与互补性.     

对口支援：政治、道德与市场的互动——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中心

［摘要］汶川大地震以后的对口支援是中央政府根据灾情的轻重与各省市经济实力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政治安排，这一政治过程暗含着道德与市场的影响。援建政府与受援政府因为立足不同，期待亦有所不同，这也导致双方在援建与受援的互动中出现分歧与错位。究其原因，威权体制、财政体制的分权化及晋升锦标赛是这一错位的根源，但双方在错位之中同样寻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即在强制性的政治任务中寻找持续互利的合作模式，同时实现组织与个体层面的双赢。     

汶川灾后重建中民间组织的困境与发展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可持续性的系统工程,必须科学、理性、有效地展开.从国家和社会关系演进的逻辑来看,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更多的社会自身力量来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灾害问题.通过对民间组织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困境与发展机制的研究,不仅是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也是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总结和社会工作相关理论的深化完善.本选题从研究民间组织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问题入手,探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相互关系,论证民间组织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此有效地推动汶川震后恢复重建工作.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的思考

汶川5.12大地震受灾城镇的灾后重建规划应建立在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上,直面现实困难,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切实解决山地城镇人地紧张的关系,解决短时应急重建与长远规划之间的矛盾,协调城镇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受灾城镇的重建规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区域经济、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的工作。文章在对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城镇空间布局的优化、自然与城镇的协调发展、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城镇特色的营造、防灾减灾的规划设计等方面对重建规划的基本方法与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社会工作与灾后生活重建——以都江堰A安置点为例

社会工作因其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理念及多元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方法,在灾后的生活重建中扮有独到的角色.本文从灾民需求、社会关系重建、资源调配与官民矛盾等角度分析了社会工作介入的空间.并援引相关服务说明其成效.同时,鉴于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体制问题与发展阶段性问题,指出当前社会工作尴尬处境,强调要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的功效.     

灾后重建中的非营利组织与非正式参与途径

在灾后重建中,人们往往重视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正式援助计划,而忽略了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非正式参与的力量。事实上,小规模之"自主性策略"取代自上而下中央集权式政策执行也是行之有效的灾后重建措施。文章认为虽然非营利组织非正式参与灾后重建的四种新途径或模式,能有效参与到灾后重建过程中来,但非营利组织能否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取得成效,除了选择适当的模式外,还需要考虑自身的"二元性"问题,尤其要注意外来的以社会服务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与本土社会系统产生冲突与抵抗的问题。     

灾后房屋重建之法律制度探究——以康县灾后房屋重建为视角

灾后重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依法重建是该系统工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如何保障灾后重建工作科学有序推进,直接关系到灾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区域的稳定团结。以康县为切入点,力图分析我国关于灾后房屋重建法律制度的现实问题与不足,提出相关法律建议,以期保障灾后房屋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护灾区人民的权益。     

从国外地震灾后重建特点看我国“5·12”灾后重建经验

比较近期中外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经验,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下应对自然灾害的对策和效果各有所长。国外一般呈现为先恢复后发展,重建的速度较缓,周期较长,主要以恢复为主兼顾发展。而中国＂5.12＂地震灾后重建则主要是＂紧急＂恢复性重建与长远发展性重建、快速度重建与高质量重建、＂复原性＂重建与＂升级性＂重建的三兼顾。我国取得＂5.12＂地震灾后重建成功经验的原因主要是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统一的领导,实行了国家行政指挥、地方统筹兼顾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震救灾格局。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城乡统筹问题研究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不仅要保障灾区人民的生活恢复到正常水平,避免灾区人民因灾致贫和返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利用灾后重建的契机,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为灾区经济更好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应根据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地理特征、人口居住情况等,以"人群规模居住,城镇规模建设,土地规模利用"为指导,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城市与农村统筹发展,产业因地制宜协调互动"为目标,在重建过程中推进城乡统筹工作.     

汶川县地震灾后社会重建工作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迅速投入了紧张的抗震救灾工作中去，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数万人从瓦砾中被救出，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已经突破百亿元，国家也已紧急划拨了30多亿元的救灾财政款项。     

突破社区治理困境：社区NGO——社会资本视角的阐释

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区建设所依仗的三大结构性力量,积习而成的“两头强．中间弱”的态势呼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当前中国社区建设正处于发展中的瓶颈期,治理主体单一、信任缺失、互惠失范,理性选择范式在解释社区NGO的治理功效上缺乏文化与微观层面的考量,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框架,而社会资本理论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务——信任、互惠、合作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社区NGO冶理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范式。     

增长极理论在灾后旅游重建中的应用——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区为例

增长极理论是建立在区域内经济不平衡发展基础上的理论,运用该理论指导地震后旅游重建,对受灾地区旅游资源优势的发挥、受损旅游项目的恢复以及新的旅游规划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受灾地区旅游增长极的形成将促进旅游产业的集聚,能够更好的恢复和发展旅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