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基于长阳“撒叶儿嗬”保护的分析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撒叶儿嗬”的抢救与保护取得了重要成果。一向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长阳县在政府支持、法律保障、群众基础以及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略等方面均给予“撒叶儿嗬”保护以高度的重视和深切的关怀,成功申报了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且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服务于民族社会的发展。长阳以“撤叶儿嗬...     

论民间传统艺术法律保护的困境与进路--以恩施“撒尔嗬”为论证范式

“撒尔嗬”是源于巴人文化中的一种传统艺术，它是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歌舞文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充分利用民族自治权，制定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对例如“撒尔嗬”等民间传统艺术给予了法律上的充分保护，使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法制化轨道。虽然通过大量努力，“撒尔嗬”已经从生死存亡线中挽救过来，并且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但在法律保护方面，仍然有许多可以提高之处。     

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叶尔嗬”的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

“撒叶尔嗬”是土家族的一种祭祀歌舞,它反映了土家族人豁达、乐观的生死观。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撒叶尔嗬”的节奏、调式、结构、旋律彰显了古朴、粗犷的音乐特征,透过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现象,可以深入了解土家族深厚的民族文化,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撒叶尔嗬”这一土家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土家族“撤尔嗬”源流、内涵及功能探讨

“撒尔嗬”是土家族源远流长古老独特至今仍在流传盛行的丧葬祭祀歌舞仪式。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撒尔嗬”是汉语音译,又译“散忧儿嗬、“三友儿嗬”等,音意兼译为“跳撒尔嗬”,意译为“跳丧鼓、“打丧鼓”、“闹灵歌”等。形式上有坐丧(文丧)、跳丧(武丧)、绕棺(转丧)等。现在主要分布在湖北清江流域的长阳、巴东、五峰、鹤峰、建始、恩施等土家族聚居区,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聚居区也有程度和形式不等的存在。     

突破禁忌的女性参与：浅析“撒尔嗬”传承中的嬗变

“撒尔嗬”是清江中游一带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重要环节，其举行一贯遵循一些禁忌，“禁止女性跳丧”为禁忌之一。近年来女性逐渐突破禁忌，参与到丧葬仪式中的“撒尔嗬”。文章从人类学角度加以解读，分析禁忌背后土家族文化中分类观念、道德原则的变化，并对这一嬗变所引发的主要争议进行探讨，以把握部分现象变迁下的文化之未变。     

长阳花鼓子

我的家乡长阳是歌舞之乡,世代的土家人都醉在歌舞里了。这其中,花鼓子也不甘落后,与长阳山歌、长阳南曲、土家撒叶儿嗬等歌舞一争高下,在土家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主角的角色,并成为土家人表达爱情最直接、最火辣的方式。     

土家族“撒尔嗬”源流内涵及功能探讨

“撒尔嗬”是土家族源远流长的丧葬祭祀歌舞仪式,现在主要分布在湖北清江流域的土家族聚居区。由于土家族无本民族文献资料,正史对此记载甚少,有关“撤尔嗬”很多问题的研究难于深入。本文拟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实地调查的“口碑”资料为     

半熟人社会情境下的乡村社区融合困境与重构

半熟人社会具有高流动性、村民间身份分化、异质性凸显等特质.在这种情境下,村民们虽拥有共同的活动空间,人与人之间也是彼此认识的,但互动较少,人际交往倾向于“理性化”,工具性的交往行为占主导,对乡村社区文化的认同度低,参与群体活动的积极性低,同时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阻碍乡村社区的融合.须重塑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调动乡村村民参与群体性的活动的主动性,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以有效实现乡村社区的融合.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从祭祀到生活——对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变迁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撒尔嗬仪式是清江流域土家族特有的丧葬习俗,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是其能够长期传承下来的基础.文章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撒尔嗬仪式功能以及组织形式的现代性变迁进行了探讨,认为撒尔嗬仪式完成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化过程,并且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消费主义与农村个体化趋势

消费主义开始向农村渗透,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关系,特别是互助关系。通过运用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农业生产、住房建设、公共事务、红白喜丧等四个领域系统分析农村个体化过程。研究发现,消费主义对互助关系进行瓦解,建立在个人和民间实践基础上的“助”的理念和体系遭到破坏,乡村社会日趋个体化。传统互助团体开始走向衰落,村民从各种共同体中“游离”出来,走向原子化,从而导致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危机。     

我国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构建

村级公共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村民有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可能性,但我国村级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忽视了广大农民对公共品的实际需求,使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成为不可能。为破解这一现实困境,就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村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而加快基层民主建设、改变基层干部的产生办法与绩效考核办法、深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推行村级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构建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现实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的实施困境

运用实证调查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实施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分析认为,人口流出使村委会在组织上出现“人才流失”与“水平下降”;在空心化背景下,村委会实行民主管理时,遭遇“人气不足”与“兴致不高”;人口流入可能使农村出现“管理无序”与“参与不能”。对此,很多地方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方式实现对空心化农村的治理,但往往导致“得形失意”与“实现困难”窘境。分析结果表明,针对空心化问题,村委会应由“积极型自治”转变为“自我服务型自治”;针对人口流入,立法上应该缩小村委会属人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扩大属地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     

基于SPSS分析的村民消防能力调查研究

为了解农村村民消防能力,以华北地区部分村民为例,抽样选取了100多名村民作为样本,采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问卷的调查方法,利用Excel2003、SPSS17.0中文版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村民对消防法律知识匮乏、灭火器材不会使用,50%以上的村民（包括一些大学生）不知晓消防宣传日。提出了农村村民消防能力评价公式,运用此公式计算出华北地区部分村民消防能力为69.76,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提高村民的消防能力。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代理路径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参与决策的实际效果。通过对农民参与能力的分析,以农民参与能力为中心,基于几何分析的方法,积极探索农民参与能力与借助代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村民导向型、共同协作型和代理导向型等三种主要的关系模式,并以此为指导,从农民、政府和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构建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互动模式的路径和方式,引导农民理性有序参与乡村公共决策,促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的关联性探索

信任是民主的润滑剂,是选举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正因为如此,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有莫大的关系,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越愿意积极主动参与村庄选举。其中,少数民族村民、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中共党员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村民参与村庄选举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发现对完善村庄选举参与制度、增强农民选举参与意识、提升农民选举参与水平有重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