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学性”研究的二重误区——兼与余虹先生商榷

当前流行的文学性研究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与文学本体建构无关。当人们细致梳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的产生及其蔓延之后,就会发现,在后结构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即已泛化,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研究更是转型为"文化化"阐述,所以当前亟待重建文学性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既不能在单独的形式审美维度上展开,也不能充当文化范畴中意识形态的阐述说明,而是在本体的审美建构中,融入主体的内在精神深度。     

论后现代语境下比较文学的文学性

在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和注重文化对话的后现代语境中,关于文学性的探讨对于比较文学确立学科身份、避免学科泛化、拓展学科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逐渐脱离单一的既定内涵和研究方法的规定,出现虚化的倾向.然而这却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对文学性问题的重估,即比较文学正力图依托文学性建立学科自身的问题域,通过对文学性的再论说推动比较文学的理论嬗变、话语转型和学科重建的进程.     

"文学性":文学理论研究走向的一种可能--希利斯·米勒的启示

在后现代语境中,传统文学及文学理论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就如何重建当今文艺学,如何确定文学边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时米勒提出的“新形态的文学”和“新的文学理论”概念,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为传统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的可能,这对我们认识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文学作品,当然必须具有“文学性”.但仅凭“文学性”,只能判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文学作品”,尚难以判定是不是“好作品”,更难以判定是不是“大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非文学性”对“文学性”的掩抑固然伤害了文学,但如果反转过来,让“文学性”掩抑了“非文学性”,同样是文学的悲哀.对于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而言,“文学性”重要,“非文学性”亦同样重要,在许多情况下抑或更为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颓落与低迷,主要原因就已不再是“文学性”的缺失,而更在于某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非文学性”因素的缺失.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考辨及新解

简略梳理了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关于“文学性”的论争，提出了对“文学性”的看法，认为其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创作主体的意图、文本特性、接受者的认可。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构成了“文学性”之三位一体的概念形态。它是后现代语境下由广义文学观生发、提炼出的具有更高统摄力的“文学性”，代表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立场。     

从文学性到文化性:当代诗学的题型转换

诗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的一部分,必将在文学文化研究这个宏大的语境下将自身的题型转换到文化研究上来。因为单纯的文学性研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在由制度、技术和工具理性主导的现时代,人们更多地是需要思想性。文学文化研究正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文学”概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发展——读《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美国学者彼得·威德森所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一书,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探讨"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由此呈现出这个概念由逐步累积、到大致形成、再到离散为"文学性"的过程.这种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概念演变史的方法,具有扎实的说服力,对于我国的"文学"概念发展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性.     

“细化”与文学翻译

文学作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此系统观下,文学作品的翻译者必须对传统的文学翻译认识进行反思和扬弃,采用具有相应的综合性、体系性的模式进行理解和把握.以文学性的把握为切入点,围绕"细化"思维模式,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对文学翻译中的语义定位、心理机制、审美活动、文化内涵、意义处理诸层面进行综合检阅的操作平台,对文学翻译进行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     

文学性:工具论与知识生产论

"文学性"概念的复杂性造成了研究者对之进行定义的莫衷一是,其实每一种定义都是对"文学性"某种意义上的丰富与发展,都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对"文学性"的论争其实掩盖了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即把"文学性"作为研究非文学领域的工具还是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知识生产"式的研究。文化研究无疑为这种混淆提供了引子。但同时,文化研究为"文学性"提供了一种理论参照与视角。文学作品"文学性"研究的知识生产恰恰为非文学领域"文学性"研究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域。     

试论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

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一种文学样式。传记的文学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运用艺术性的表现手法,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传主精神历程的叙述,对人物的行动、语言的描写,细节的刻画等展现传主独特的个性气质。     

文学性和市场化的双重典范——都市传媒视野下的《阿Q正传》

鲁迅小说<阿Q正传>以创造性的写作方式和生产方式,创建了现代中国小说文学和市场联合的典范.一方面,它以文学性的追求探索了现代中国小说的限度和样式,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性追求又构成了小说在市场上的读者看点.分析文学性与市场化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对思考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别有意义.     

“白银时代”催生下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

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是白银时代这一特定历史的产物。其文学性特征是形式主义对文学内在规律的高度概括。文学性是指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这是理解文学性及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的关键。形式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确立文学性,从而对文学作品独立进行研究,从具体的、客观的语言现象中寻求文学的内在规律、构造过程以及结构原则,并以此对作品进行评价和判断。从理论上来说,俄国形式主义者从形式的角度来规定文艺的本质,把文艺创作视为一种表现形式。从批评实践上来看,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并不完全一致,它没有超出唯美主义的范围,是19世纪唯美主义的延续。     

市场语境中文学期刊的命运及路向

期刊是最传统也是最主要的文学传播载体,但在市场背景下受国家政策、文化研究热、现代传媒的多样化、出版体制的改变,以及读者阅读兴趣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期刊面临发展困境甚至生存危机.而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文学期刊本身所承载的主体文学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基于文学期刊与文学的直接关联,文学期刊的改革不能只关注于市场,它必须始终以文学性为根本,不能背离"文学是文学期刊的立身之本"这一基本原则.惟其如此,文学期刊的改革才能坚守文学的品性,维护文学的尊严,也才能担负起文学传播第一载体的重任.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旅游文学:现代的理论阐释

本文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本完整意义上的旅游文学史,究其原因主要是旅游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概念是现代才提出的。什么是旅游文学?文学理论界至今未达成共识。作者认为:旅游文学本质上是旅游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旅游性不止是指旅游题材,它的特定内涵是:旅游者是文学的主体,作品的叙述人;旅踪结构是文学本体的基本结构;文学展示的客体世界是个实构的旅游世界。旅游文学的文学性则是多层次的复合的审美范畴,它的外延很宽,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把虚构性文学归入旅游文学,会造成旅游文学本质的异变,而把旅游文学视同散文游记,便缩小了旅游文学概念的外延。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文学性:未竟的阐释

文学性是定义文学的尺度,从理论上看,对文学性的理解有两大类:本质主义的与非本质主义的。在反本质主义的背景下,须对文学的谱系心中有数: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殖民现代性、文学体制化息息相关,何谓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也与王国维等人的援西入中不可分割。现代文学沿着现代性的不同路径进行博弈,艺术自律历经坎坷。文学性应置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定位,这种共时结构中的暂时共识依然有其约束力,但生生不息的历史意味着它始终是一项无以完成的阐释。     

论"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

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性的内涵准确地说并不是文学独特的表达形式,而是文学独特而有“灵性”的表达形式,也即“成为内容”而且也“意味着审美对象”的形式。只有它才是文学性的真正内涵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讲,文学研究只有“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触及文学的内核,抵达文学的本体;既呵护文学的灵性,也揭示出文学的内部规律;既防止纯粹的外在研究规避文学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也防止纯粹的形式批评有意无意地宰割文学的灵性,真正做到把形式的分析与意义的引领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例如“纯文学”的概念就是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前者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与此相关,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形态,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