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治”的反思与当代和谐的构建

礼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从功绩角度看,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蕴涵着道德伦理、和谐思想、政治民主等合理因素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过失角度看,封建礼治因灭绝人欲而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因忽视法治而使礼治走向了人治,减缓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今天,深入发掘礼文化中"和谐因子"的价值,实现古代礼治的现代转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探寻

在继承儒家仁治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的礼治思想以良知学说为基础进行了心学改造,形成了建立在良知观基础上的礼治;其法治思想在借鉴法家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赏罚观基础上的法治。王阳明的治理理念体现了礼法合治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探寻

在继承儒家仁治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的礼治思想以良知学说为基础进行了心学改造，形成了建立在良知观基础上的礼治;其法治思想在借鉴法家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赏罚观基础上的法治。王阳明的治理理念体现了礼法合治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并存交融之审视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是该地区苗族社会民间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准法律规范。承认苗族习惯法在黔东南地区苗族社会的存在,说明我国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是并存与交融的。因此,正确对待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的精华和存在问题,力图寻找苗族习惯法传统与现代法治进程的结合点,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应引起关注的问题。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小康社会的政治学诠释--儒家礼治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儒家所设计的“小康社会” ,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 ,其政治运作的根本是“礼治”。“礼治”是包含了“德治”和“法治”两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结构。可以说 ,礼治以德为本 ,以法为用 ,德法体用一源 ,是统治者实现人治的工具。儒家所开创的礼治话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 ,其影响极为深远。但在中国近代 ,因西方民主话语的冲击 ,其正当性、合法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们认为儒家礼治话语传统在精神上是专制主义的 ,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 ,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参与对现实的指导和对未来的建设。但儒家礼治传统要在现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必须实现其根本性的转换 ,以使其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衔接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论礼治的现代转化问题

梳理礼治话语并回顾其现代遭遇 ,呈现礼治现代转化问题的由来、历史及其实质 ,可以看出礼治能否现代转化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转化了的礼治如何与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及现代法治相衔接。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中的农民能力建设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必须提高自身的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然而,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农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中有诸多因素限制了农民能力的发展。如传统的价值观念使农民缺少积极进取精神,降低了农民的行动能力;传统的礼治秩序会抑制农民个体意识的觉醒,降低了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传统的人情关系限制了法治精神的构建,削弱了农民运用法律以自保的能力。因而,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作为农村社会主体的农民必须改变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培养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能力,如现代人格、开放心态和法治精神。客观上,全社会应该积极为农民创造有利于其能力发展的各种条件。     

人民调解的正当性论证——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人民调解是一项融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法律和民间习惯的冲突、国家治理技术促成了传统人民调解的形成与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国家法治主义的完善,传统人民调解的功能逐渐发生弱化.但是,国家不仅没有摒弃这一本土的纠纷解决方式,反而成为一种官方提倡和支持的纠纷解决模式.从外部性和国家权力融入基层社会等两个方面分析认为,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人民调解机制之所以具备存在、发展与转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社会需要的使然.     

社会变迁语境下传统调解机制改造的未来向度

现存有关传统调解之理论大都局限于某个历史时段,带有某些局限性.实际上,明清以来,调解机制在我国的演变始终受制于社会结构.放眼全球,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同处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世界结构之中.改造传统调解以适应法治的未来任务就是根据社会结构与时代特征来重新定位.具体说来就是将其置于司法中心主义框架性结构之内,并协调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共同服务于纠纷的法律治理.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礼治复兴”: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共享传统及其现代重构

中国社会的共享传统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被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治模式所形塑,表征着中国内生性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视角。追溯与梳理传统社会中的相关话语形式,理解与阐释历史上国家礼治与地方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对自古及今中国社会内部制衡机制的认知。纵观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历程,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化时代的“新德治”实践,以及新时期乡村社会中的“礼治复兴”现象,都会发现以礼治为表征的共享传统的坚韧传承及其在社会振荡时期的重要调谐作用。发掘中国社会共享传统中的知识共享、社会共建、道德共育等核心要义,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今乡村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礼治复兴”现象,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镜鉴意义,还可在激活中国社会整体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陷入了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方式无力和传统道德治理式微的困境,鉴于此,中国在新时期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社会矛盾纠纷解决角度来看,人民调解制度的特质契合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要求,成为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点。目前,人民调解制度遭遇了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瓶颈,其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的天然优势变得不再明显,需要从唤回"出走"的乡村精英和乡贤、促使"村规民约"的现代嬗变、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在权威和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等方面重塑该制度。     

制度文明: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机制--关于法治与德治互补关系的思考

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已经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江泽民同志关于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的思想,则又进一步提出了制度文明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因为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机制,存在于制度文明中.法治与德治互补关系的思想,一方面,是对中国"礼治"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对现代西方社会"文明病"教训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又是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制度文明建设涉及广义文化三个层面的和谐协调和社会发展动力的耦合机制,包括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了制度文明的法律道德基础及其互补关系.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与治理之道研究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是理解《周易》治理之道的关键,《周易》治理之道建立在《周易》的礼治与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综合协同治理思想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以礼乐为规范,礼治与德治的精神建立在阴阳感应的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思想为礼乐制度的制定,以及礼制礼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民众心理基础与思想基础。     

儒家"德礼为本"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传统中国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一良序的构建及其维系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其中,儒家的治理思想是维系和调适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秩序的思想轴心.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基于主体的道德自觉,强调人性内在而超越,深信人们可以经由教化而成圣成贤,据此形成了以修身为基础、以士人为主体、以礼治为路径的治理结构.儒家的治理思想具有修己与治人、德性与教化、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征.这些思想智慧能为当今世界的大国治理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借鉴,形成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