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改编的文学开掘--谈张平的新编歌剧《昭君》

新编歌剧<昭君>不仅继承了自曹禺以来的昭君戏的加强民族团结的主题,而且在对这一历史精神的认识上,注入了消灭战争、维护和平的现代人文观念.作品解构与颠覆了以往的昭君戏中的男权意识,把一个深明大义、自尊自爱的有着和平理想和独立人格的王昭君还给了观众.     

昭君文化符号生成原因考

王昭君出塞是民族关系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和亲事件,围绕昭君和亲两千多年来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王昭君已经成为各民族高度关注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毋庸置疑,平民女子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大局观念是昭君文化符号生成的历史基础;吃苦耐劳与勇于牺牲使得昭君出塞成为我们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符号;各民族广大民众努力追求民族友好团结和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应是王昭君名扬天下、昭君文化符号形成的根本原因。     

咏史与诉怀：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审美尺度分梳

昭君出塞是历代诗人咏史诗的重要题材之一,本文从"社会历史的昭君"与"自然人性的昭君"两个面向讨论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尺度,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昭君"之福、义、勇、美形象,探讨"自然人性的昭君"之悲、愁、叹、怨形象,亦喜亦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昭君文化永恒的历史文化意义。     

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昭君出塞及王昭君墓葬的若干问题辨析

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自西汉始“昭君”之名屡见于文献、文学作品等,其重要性也引起后人关注。随着昭君出塞事件的广为流传,王昭君墓遗址的出现时间、墓葬地望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就有十余座昭君墓,其中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本文认为呼和浩特城南王昭君墓,目前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之一,其形制特征和地理位置均与文献史料记载一致,故应是史料记载的王昭君埋葬之地。弘扬昭君文化,阐释好昭君出塞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对新时代在边疆地区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昭君文化与深化两岸和谐关系研究

21世纪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正走向三通、文化交流与和谐发展的道路。文化寻根意识成为寻根问祖与原乡意识之展现。台湾新莲寺是全台唯一供奉王昭君神像的寺庙。湖北省兴山县是王昭君的故乡,可以利用历史悠久的昭君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全球各地有志者探索昭君文化,研究荆楚文化。兴山县要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之经济建设之外,更应加强文化建设,加深两岸和谐交流关系的同时充分展现湖北荆楚文化与昭君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产,通过信息与网络科技的宣传,朝“在地全球化（loglobalization）”的建设方向发展。     

传播与接受：试析王昭君故事在越南的演变

昭君出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事件,通过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和民间社会的塑造,昭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多元多义的符号,王昭君故事也在各类昭君文化事象中形成了诸多情节单元。越南的昭君文艺作品在14世纪就已出现,此后随着中国王昭君故事的持续传入,在传播与接受中又不断产生新的文艺形式,且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形式变化等因素而演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对中国清代小说《双凤奇缘》和越南喃诗传《昭君贡胡》、越南改良剧《昭君贡胡》中王昭君故事情节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管窥越南昭君文艺在历史演变中的情节选择、艺术特征、时代因素以及它与中国昭君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     

民歌培育的女性意识——以昭君歌谣为例

作为体现劳动大众的心理情感和价值倾向的重要文体,民歌成为培育并彰显女性意识的重要平台。昭君是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形象,大量民间歌谣从不同层面刻画了昭君,表达了对昭君的热爱之情,对富有自强意识和奉献精神的女性的敬重。女性意识在民间得到了充分培育与张扬。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

《红楼梦》以其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为女性诗人所继承,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女性诗人也有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作,这是对《红楼梦》和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其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接受现象,是《红楼梦》广泛传播与阅读下的产物,应该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略论《汉宫秋》主题

元人马致远的杂剧《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是一出颇有争议的历史剧,对其主题思想评价,历代文人骚客众说不一,莫衷一是.一九六三年,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为昭君墓所作的“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一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它再现了历史上的王昭君形象的本来面目,歌颂了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做出贡献的王昭君;同时也批判了历代文人在文艺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狭隘民族偏见.我以为,《汉宫秋》歪曲了“昭君和蕃”的历史事实,给闪耀着民族团结的彩虹上人为地涂抹了大民族主义情绪和封建道德观念的色彩.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

《红楼梦》以其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为女性诗人所继承,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女性诗人也有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作,这是对《红楼梦》和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其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接受现象,是《红楼梦》广泛传播与阅读下的产物,应该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     

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丰碑——昭君墓谒游记

8月的塞外,花红草绿,景色宜人。在第六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刚刚落下帷幕之际,笔者一行饶有兴趣地前往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昭君墓进行参谒游览。2000多年来,在我国史籍记载与民间传说中,王昭君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女性。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族首领呼韩邪     

试论昭君悲剧命运的实质

昭君和亲本是一个历史事件,但由于其“掖庭待诏”的身份,后世对昭君和亲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其中不乏悲剧的论调。然而,那些论调大多没有抓住昭君人生悲剧命运的实质。从传统的儒家观念出发,君王与后宫女子的关系就是一种潜在的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昭君与汉元帝的微妙关系,使得昭君和亲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王昭君,为后世文学创作留下了可供开掘的空间。和亲是汉家对匈奴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的大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只能是被当作货物或筹码,牺牲、使用、被侮辱损害的对象。昭君悲剧的开始,并不始于和亲事件,也不始于她待诏掖庭的身份时,而是从她被征召入宫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与其他和亲女子一样,“昭君们”和亲可以做的,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国家社会的安宁和国民的富足。在这中间,她们非但没有选择的自由,也失去了作人的自尊。由于人生选择自由的被剥夺,无论如何,其人生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评价昭君和亲,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就会因为只看到了昭君和亲的皆大欢喜的结果,从而忽略或歪曲王昭君这个鲜活生命的想法和感受。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和亲女子一样,昭君和亲并不是个人的人生选择,而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需要。     

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

六朝昭君诗咏其不幸,唐人浪漫而幻想地唱其美好,宋诗增添了唏嘘和思索.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王昭君,均局限其人其事而表现了浅层的文人心态,未能就这一艺术形象触及历史纵深和文化积淀的隐痛.元诗中的王昭君,是宽广的文化层面与深远的历史回音相交织的艺术形象,具有深广而独到的意蕴.     

透过王昭君悲剧形象探析封建文人的三种情殇

本文对王昭君的悲剧形象中的三种情殇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的共鸣;对违反封建道德标准的恼怒;对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的愤恨三种情殇是历代文人热衷于描写昭君并多数喜欢或倾向于把王昭君形象塑造成悲剧的艺术形象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悲剧形象反思、资料考证,提出王昭君的历史真实形象是一个有生活见解的、性格刚强、不为封建礼教所拘,并为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妇女形象。     

昭君“家家”（外婆）家在巫山考——兼论巫山昭君村地名及传说

对王昭君出生地在兴山和“家家”（外婆）家在巫山进行历史考证,探讨巫山两个昭君村的地理方位及其文化影响,认为昭君“家家”家在巫山的传说是昭君文化在跨省域（蜀楚）三峡地域间,由于经济文化（婚姻）的交往形成的昭君地名及传说,说明昭君文化是三峡地区共同的文化财富和文化遗产。     

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

王昭君家世王嫱,家昭君,南郡秭归人。《说文》无嫱字,《汉书·匈奴传》作王墙。《左传》哀公元年:“妃嫡嫔御”,唐“石经”本“嫱”字作“墙”,则《匈奴传》不误。《元帝纪》作“王樯”,“樯”字亦不见《说文》。昭君又作明君。晋石崇《王明君词序》云:“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见文选》)。昭君亦作“明妃”。梁江淹《恨赋》有云:“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见《文选》)。明人作的《昭君出塞和戎记》,说昭君是越州人。《和戎记》云:“奴家姓王名嫱,字淑贞,祖贯越州人氏。”此说于史无征,显系杜撰。此外,还有各种说法。《琴操》云:“王昭君者,齐国王襄女也。”杜甫诗云:“若道巫山女麄丑,安得此有昭君村。”《太平寰宇     

论诗人笔下的王昭君

昭君出塞的故事,不但曾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也是历史诗人喜欢咏叹的题材。本文想研究作为历史人物的王昭君,是怎样走出了历史的殿堂而敲开了艺术的宫门,成为我国文学画廊中一系列不朽的形象之一的;这样一个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哪些不同的特色,以求正确认识和评价王昭君这一历史人物。     

昭君出塞故事的中外文学演绎

本文将中国昭君故事与日本谣曲《王昭君》、捷克《汉宫里的背叛》作为主要文本考察对象,通过情节模式、悲剧冲突的比较观照,从而展现出不同语境中同一故事类型的文化实践差异,并以此开拓昭君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文化表述

王昭君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和亲”事迹,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文学家据此生发,咏叹王昭君的作品蔚为大观。虽然时代意识投影不同,王昭君的人权意识和女性意识无一例外地被漠视被遮蔽,“自请出塞”的个人诉求升华为“爱国”之心“救国”之举。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现代郭沫若、曹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时代意识不同,文化意识的历史继承却显而易见。以此为视点揭示“传统命名”历史继承的文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