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学总书目（港台及其他国家补）

一哲学、宗教大悲心陀罗尼经印度教的真相观音经无上大法佛学概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迻录南海新光百喻经佛经选要楞严大义今释由谁奥义书原始佛教思想论世界佛教通史上下集大唐西域记佛说阿弥陀佛浅释妙法莲华经浅释上下册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大乘起信论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佛教对中国殡葬文化的影响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两汉时期，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佛教经大夏 (阿富汗 )、安息 (伊朗 )，最后传入中国，并迅速在民间兴盛起来，经过从东汉到唐朝四百年的历史，佛教终于成为中国三大教之一。尽管佛教属于外来宗教，但在历史上很快便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殡葬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死亡观念。佛教传入中国前，在传统的殡葬文化中，人们一直信仰的是灵魂不死，关心的是逝者的灵魂，但对逝者生活的世界及灵魂的归宿几…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六经”与冯梦龙《情史》评辑的价值指向

作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选择以"情"立教,与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的经典追源密切相关。这一"追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上溯"六经",追寻被后世遮蔽的"情"之本体论地位,下及"古今情事之美者"的小说,发掘"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的内在结构,从而完成一个"情教"的文化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是在晚明"情文化"思潮发展背景下,中国哲学由"灭人欲的天理"转向"存人欲的天理"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理论成果。它以纳"情"入"理"的方式,纠正"情"的偏向发展,欲使"情放"走向"情正"。同时为达到教化目的,又在以"情"为本位的基础上,与儒家"诗教观"实现了对接,将《诗经》"兴、观、群、怨、多识"的教化方法,直接运用到《情史》评辑中来。     

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风俗观

为了应对由中西风俗差异而引起的民教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一部分传教士刻意关注中国社会陋俗,然后片面地从社会陋俗定位中国风俗的地位,结果走向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全面否定,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向中国人灌输"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思想,以便为基督教的传播制造理论依据。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三题

中国古代寺庙教育是"丛林教育",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师徒关系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现代式的佛学院教育,重在学堂授课,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明显较优于丛林教育的学僧,但在修行方面,则又不如丛林教育出来的僧人严格,所以学修关系成为当代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不好理顺与不好解决的两难问题.近年来,整个社会重视知识,强调知识,世俗学校教育以掌握知识的分数好坏作为衡量标准,这种风气必然会影响到佛教界,以才和学习成绩论人,成为佛学院的一个通行的做法,"修"虽然受到僧伽的重视,但只是一个"软指标"而已.就佛教教育的层面而言,"修"与"学"是既相对又统一的,"学"是理论,"修"是实践,"学"是要人怎样去从理论上了解人生的真谛,怎样掌握人生和社会的知识,培养教徒的宗教理性信仰,建立正信,"修"就是要人去亲自实践解脱的方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培养教徒的感性信仰,不走邪路."修"是目的与结果,"学"是方法和手段,两者的关系,以把握适度才最合理.掌握"度"的原则,应该是取佛教的"中道"认识.学与修关键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体会,犹如饮水,冷暖自知.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要人在学与修上采取方便示法.学者看经书,读资料是"学",写文章,作结论,是"修",仅仅把学与修定位在知解与修持两个方面,未免有些过窄,没有做到使用不二法门的观照方法.对学者的学与修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使用悟解的标准,应该更多地用不二的方法来理解与看待."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学者在深研藏经时,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佛法的薰闻,自觉地对佛教抱有同情的态度,学即修,修即学,两者是不二的.总之,我们对学与修的关系,应该给予一个既全面、又准确和事实求是的客观理解,尽量避免那种将学与修对立起来的看法.     

十六世纪官宦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以顾鼎臣的家书与奏疏所述为中心

弘治、正德以降至万历朝前期,是晚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朝发展的社会经济层面,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同时,也产生了明朝人所谓的各种时弊与社会危机,包括赋税积弊、灾荒打击、盐盗猖獗以及倭乱爆发等内容,也有所谓从"北虏南倭"到"东奴西贼"的危机变化阶段。这些变化,都与地方民生与家庭生活日常息息相关。昆山顾氏家族中的杰出代表顾鼎臣,由于科举的成功,从家乡北上京城的中枢机构任职,开始了比较漫长的仕宦生涯。在他上呈朝廷的许多奏疏以及寄往昆山的家书,多侧面地呈现出在政治地位攀升的过程中,他与官场关系处理的谨慎态度、家庭生计的安排与家族控制、家庭教育中对读书与养生的重视以及对江南地方社会的关怀与公益事业的热心,进而据此可以更为全面地解读晚明政治史上这位重要人物的具体思想与活动,及其家国情怀。     

孙诒让学术检论

孙诒让是晚清浙江一位极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典章制度专家。本文从他的为学次第与治学方法入手，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作了全面的论述和精当的评价。作者认为，孙诒让既是清儒主流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现代学术研究（如甲骨文研究）领域里的一位开山大师。他不但以乾嘉治经之法与永嘉通经致用之说的精神相结合，在典章制度研究方面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而且把他所接受的“新知”与近代新发现的材料结合起来，在语言学研究等方面为后人开了许多路向、许多法门，其思想方法已较清儒大大前进了一步     

培育制度自信的逻辑理路与实践途径——围绕“两个大局”的分析

新时代党和国家以统筹“两个大局”推进各项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培育制度自信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培育制度自信是造就时代新人的基本要求，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制度的内在规定，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坚定全党全社会的信仰、信念与信心。立足“两个大局”培育制度自信，具有理论、实践与价值层面的三重逻辑，其实践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五个“深刻认识”为主要内容，以分类培育为主要形式，以三个“相统一”为主要方法，构建“共识”“共情”“共信”的螺旋上升模式。从什么是培育制度自信，为何要立足、如何立足“两个大局”培育制度自信三个角度，对培育制度自信进行学理性思考，既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又有助于在实践层面上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反礼教的形象画卷—《金瓶梅》裸露人欲的思想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一文中指出:“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的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他给评估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界定的“价值的尺度”,虽不算全面,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却是正确的,以这个“价值的尺度”去论评,《金瓶梅》以“寄意于时俗”之旨,“曲尽人间丑态”之内容,充分裸露人欲(食欲、美欲、利欲、性欲)为主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整体地勾画出异彩纷呈,新姿争艳,蕴含着历史发展轨迹与时代精神特点的反封建礼教的形象画卷,在晚明时期兴起的以“人”和“人学”为内容的文学新思潮中居于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书中以毫无节制的食欲狂求、越礼逾制的美欲追求、无度无耻的性欲渲泄、触处皆是的利欲横流等情节,使勃勃生机的人欲精灵在字里行间中躁动,从而揭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受到新思潮、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挑战而走向式微,从“人”的解放为目标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勃发而生。     

秦都城研究琐议

秦都城是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史、都城史，秦都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典型性。既有对以前都城的继承，又进行改造，不断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都城体系。秦从襄公开始建国到秦灭亡共有近６００ 年的历史，它贯穿西周、东周、秦代三个时期，而东周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破旧立新， 必然反映到都城建设中来， 因而在都城规划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 按实际要求进行建设，“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１ 〕，摒弃了奴隶社会时期“筑城以卫君”的规划模式，而实行“城，以盛民也”的新的筑城思想，变政治堡垒的奴隶制都城而为既是政治中心、又为经济中心的新都城，都城中除了统治阶级起居的宫殿以外， 还有手工业作坊、商业市场等，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建立起来，都城和“市”的关系日益密切。秦的都城的发展正经历了从继承到变革的阶段， 因此， 只有认真研究秦的都城， 才能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的都城演变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