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转向神圣:报恩思想对人间佛教的意义

报恩作为佛教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就是佛教契入中国社会的方便法门,扩大了佛教在人间的影响。我们通过梳理佛教经典中的报恩思想,从中透视出报恩伦理与中国文化相融摄的因缘所在。人间佛教不仅要适应社会的人间化过程,也应提升人生,具有化人间的宗教关怀,树立宗教神圣性。而此种神圣性的来源需要借助传统观念,同时又能够运用于现代社会,使得人间佛教的伦理行动契理契机。     

从石刻史料看金代佛教信仰

金代石刻不但记载了金代世人的生平,同时还包含着个人或群体的佛教信仰生活情况,这些为研究金代佛教信仰生活提供了详实、宝贵的史料,亦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金代佛教信仰群体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与民族,金代佛教信徒多是出于自愿而接受、信奉佛教,僧俗在信仰方式上具有共性和易操作性,在家庭观念与世俗礼法的影响下,金代佛教信仰自身又具有鲜明的特点。     

晚明小品作家陈继儒论

陈继儒是晚明重要的小品文作家,当时影响很大。“惟明之中晚,士名噪当时者,前无若李卓吾,后无若陈仲醇。”（清初包《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序》）数十年来小品作家几乎无人问津,现在应当对陈继儒作些必要的研究。生平·思想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     

社会组织发展的转向:从依附到内生

社会组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需在积极利用制度空间和各种资源的基础上实现,过度追求结构性自主会导致忽视内在动力培育。以资源“造血”、能力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增加为核心的内生性发展可摆脱“结构分析”的束缚,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从社会组织内生性发展的不同维度看,对政府资源依赖性较强、参与意愿跟参与能力不对等、社会认可度低、强弱悬殊下利益结盟是社会组织面临的共性问题。对此,应在结构层面、组织建设方面优化创新,实现从外部依赖到内生性自主的转型,进而推进外部资源内在化,实现内外协调发展。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     

晚明实学思潮的主将:陈子龙

<正>陈子龙(1908——1647年),字卧子,松江青浦人,是明清之际一位颇具特色的学者。他的一生,适逢一个翻天覆地的动荡时代,这使他在年轻时就有志于世务。他曾与夏允彝等人创立几社,后列名复社,风云一时,“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①崇祯十年,陈子龙中进士,十三年,授绍兴司理,“以定乱功,擢兵科给事中”。②明亡后,他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直至被俘身死。陈子龙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与创造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作为晚明实学思潮的一个代表人物,陈子龙是以自己的言行为时代思潮推波助澜的。     

从刘宗周看晚明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

儒学是以内圣外王为宗旨,每个儒家学者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以道德为根基的。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晚明儒家学者多具有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希望以仁义来解决包括军事、政治上的所有问题,然而却和现实危急的形势发生冲突。本文希望从刘宗周与崇祯帝奏对的情况来揭示晚明时代道德和政治混杂在一起的状况,反思当时道德对政治的影响,以此正视儒家具体制度建设和应变措施的不足。     

从黄宗羲到谭嗣同:民本思想到民主思想的一脉相承

中国思想史上久有关于儒家民本观念与近代民主观念之关系的争论.主流的观点似乎是强调两者之异.的确,指出两者之异并不困难,但是这些差异并非鸿沟难逾.     

从洛克到休谟：论英国政治社会思路的转向

从洛克到休谟,英国政治社会的思路发生了重要转向。洛克从基督教的信仰结构中构建自由宪政的根基,但为后世的党派之争埋下了激进的种子。休谟从经入史,经史结合研究政治社会,在历史中寻找事物变易的轨迹和哲学推理的经验基础,开辟了英国新的自由传统。本文以对洛克和休谟的思想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英国政治社会的经典问题,借此来为理解英国社会理论中更为丰富的面向提供某种线索,也为中国现代转型问题提供某种治学启发。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从实证传统到另类范式

在社会学研究中,如何确定研究对象,如何确立研究关系,以及如何才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再到"另类"范式,社会学并未获得统一的方法论体系,对方法论进行探讨的目的是要在反思之中对研究方法保持足够的警觉,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

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 ,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在统治者的倡导下 ,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社会开放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一、毛泽东首先提出社会开放思想,邓小平则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 有人认为,毛泽东没有提出过社会开放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支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要弄清此问题,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社会开放?从客观方面讲,它是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从主观方面讲,它是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规律在人脑中的反,从主、客观这两面个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就能有助于正确看泽东思想宝中的社会开放思想,这是思想是中国社会开放思想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将其应属于改造中国的实践.从信效西方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到信效国十月革命推翻反动腐朽的统治者,从而改变旧中国封建落后的历史,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有找开国门.向世界各国招收和借监先进和文明成果的思想和行动.应该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开放思想,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十分丰富,1936年冬,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事务”时提到,如果中国真正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将会有此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不仅同友好国家进行互助互利的贸易,而且”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新中国建     

从晚明画谱看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

晚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中国版画画谱出版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画谱创作是晚明文化思潮和文人品味风尚影响下的产物,具有相似的风格和审美特征,追求"精雅之趣"、"天然之韵"和"灵动之美",反映了晚明文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     

空间形式与象征意义:佛教石窟从印度到汉地的演化

石窟,与塔一道,作为佛教的主要艺术形式产生于印度。古印度石窟巴查、卡尔利、纳西克、阿丹陀……构成了一个灿烂的佛光带,它星星点点,向北,向东,亮到西域,亮到河西走廊,亮进中原。印佛与汉佛共创了至今仍光芒四射的佛教石窟,呈显出一种独特的宗教—审美境界     

陈龙正:晚明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嘉善乡宦陈龙正是活跃于晚明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言论活动对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江南地区.陈龙正在其闲居或退职期间,江南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陈龙正在明末大灾与救荒举措、弭盗与地方防护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建树.这对于探索江南地区历经多种变动或动荡而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是一个关键.因为即使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讲,士绅们早已构成了整个江南地方社会的中坚,地方力量的强大更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陈龙正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在晚明的社会生活的剖析,为了解当时变动社会情势下士绅阶层的动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从批判到讥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踪迹

随着主体的弥散、资源的迷乱和文化的迷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从批判到讥讽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革命成为旧日往事,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含混而模糊的背景。     

晚明小品的审美特征

小品文是散文之一支,古已有之,至晚明而极盛,其艺术特征也体现得最为充分。晚明小品是在当时启蒙思潮浇灌下蓬勃兴起的,而写传统古文迥然有别的奇花异葩。它以短取胜,短而隽,短而有致,短而有味,所谓“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它活泼自由,挥洒自如,不拘格套,没有八股气味,没有单一的模式;它浅易流丽,尖新幽默,博采活的语言,绝少陈言腐语,钩章棘句;它是从“原本六经”、“根极理道”的传统文论中解放出来,取得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散文。晚明小品的繁荣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三百年后“五四”新散文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     

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三个走向

本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辩证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着重从理论基础、历史实践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三个角度来论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三个走向问题从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中国式现代化;从阶级性现代化走向社会性现代化;从封闭性现化化走向开放性现代化.力图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性和证明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这无疑将会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着积极意义.     

论郭象从道家向儒家的转向

郭象在其《庄子注》中从向秀提出的“无心说”出发,总体上又对向秀的玄学视野有所超越,从而在魏晋玄学内部完成了一个从道家形而上学向儒家实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从抽象到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即从“无心”转向“独化”、从“贵无”转向“崇有”、从“清谈”转向“名教”。但整个过程并非对庄子学说的外部颠覆,而恰好是通过对庄子学说的深化及合理化的阐发而自然发生的,实际上揭示了道家形而上学内部作为“伦理学之后”而向伦理学本身回归的本质倾向。正是由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内在不可抗拒的理论必然性,促使玄学的儒学化最终在裴頠那里成为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