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审美判断中自由的本质

本文通过对康德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都属于理性自由的论述，指出理性只能证明自由存在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审美判断中审美主体的自由感的内在心理事实的分析与论证，才能在根本上为自然人向自由人过渡提供实然性基础     

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

文章把康德的自由观划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1)"先验的自由"在理论理性中为实践的自由预留了一个可能的自由的"理念";(2)"实践的自由",分为"一般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的任意"(derfreie Willkur)和"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两者都具有自由本体的意义(不纯粹的或纯粹的);(3)"自由感",分为审美鉴赏的自由感和社会历史中的"自由权"(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这两者都被划归"反思的判断力"的范围,并非人的自由本体,但却都是人的自由本体的"象征"或"类比".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并没有抓住自由的本质,因为他把自由与因果性的本原关系给搞反了。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三个环节：他将因果性范畴与其经验性的运用混为一谈,从而将本与时间无涉的因果性范畴转变成一个具有内在时间性特征的概念;他篡改了康德的超验的自由理念,将其与先验自由混为一谈,进而取消了康德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所作的重要区分;他通过对康德的“理性事实”的发挥,将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在人的经验性意识给“统一”了起来,进而将具有“自我立法”功能的实践自由转变成他所谓的“存在的自由”,即“让—存在”。海德格尔与康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自由之主体的角度而后者是从“能力”的角度来规定自由概念。前者的优势在于它似乎可以从“存在”的层面为人的自由奠基,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它可适用于任何自由主体的自由。     

论康德对自由的捍卫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康德自由问题的出发点,它揭示出纯粹理性在超出知性范围寻求无条件者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正是这种奇怪的现象惊醒了康德独断论的迷梦,使他将考察的重心转移到理性自身的批判上,借助于先验观念论来消除理性的这种矛盾.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自由一极的存在方式分为思辨领域的可能存在与实践领域的现实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总结出捍卫自由的解决大纲,即自由的可能性论证与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经验性的品格和理知品格是自由的可能性论证的前提,理性的事实是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的前提.思辨领域的表达式为:即便自然因果性为真,也可能存在自由.在实践领域,由于自由是道德律的必要条件,而道德律自身作为理性的事实,具有无可置疑的实在性,这就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由于在实践领域演绎的自由与思辨领域悬拟的自由是同一个理念,因而思辨领域可能的自由就被断定下来,确实存在.至此,自由才在自然因果性的图景中得到捍卫.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四)——关于自我及"心"

本文为作者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进行清理并指出其误读的系列文章之四,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个是牟宗三对康德“自我意识”或“心”的概念的误读,指出牟宗三出于中国哲学无视个人反思能力和独立人格的立场,否认康德经验自我意识的实在性,抽掉了康德先验自我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归结为仅仅是价值实体;其二是牟宗三所设计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并不具有康德和黑格尔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意义,而只是在既定前提之下的权宜之计,无法开出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且与中国古代儒家中开出法家的“儒表法里”划不清界限;其三是牟宗三把康德的自由和自律理解为实体性的东西,并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自然天理和道德情感来取代其地位,完全撇开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和批判理性的基本立场,漏掉了西方理性精神的自我超越的自由意志这一精髓。误读的根本症结在于固守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非理性和独断立场,而对异质文化缺乏同情的理解,值得中国学者深刻反思。     

康德伦理学与当代社会

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康德自由理论的两个前提

康德的自由理论虽然涉及不同的自由主体,但他真正关心的还是"理性的自由"。为此需要对康德的自由主体进行辨析。在由众多的自由主体而产生的众多的自由概念中,"先验自由"是核心。关于先验自由,康德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立论的,这使得先验的自由具有主动性、可解释性以及自律性的特征。意志的自由与想象力的自由由于都是奠立在先验自由的基础上,因而也表现出"自律"的特征。对自由主体的区分以及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讨论自由问题,是康德自由理论的两个前提。     

理性的实践特征和自由地位的转变——康德的自由理念探析

自由的理念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首先应该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和消极的,它作为纯粹理性的关怀对象总是与理性存在的纯粹形式保持同一,并成为获取一切普遍性原则的前提;其次,作为理念的自由又一定是积极的,自由地位的转变源于理性存在的实践特点,实践的理性通过意志的行为将自由的规定加以实现;此外,自由的不同地位并不是对自由理念同一性的改变,它所凸现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必然要求,即人的"中心地位"在于真正实现了智性规定与经验对象的联系统一。     

自由意志——康德道德宗教的核心观念

意志的绝对自由对于康德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也是使其得以从纯粹理性进展到实践理性的关键概念.通过剥离人类自由意志中的经验性成分,区分只对特定主体的意志有效的主观"准则"和对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客观"法则",康德对实践理性、道德与宗教的论述,得以超越近代以前的神学与哲学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争论,并将基督教神学所倡导的罪感意识改造成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由道德宗教所倡导的有尊严的谦卑意识.     

自由何以可能：从康德到阿多诺的自由观

康德的自由观建立在其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康德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自由。康德悬置了自由和因果性的矛盾,而没有解决这个矛盾。阿多诺通过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阐述了自己的否定性的自由观。阿多诺批判了康德对二律背反的态度,同时指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社会起源,并认为践行康德自由的主体乃是理性主体,自由中包含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从而使自由陷入困境。阿多诺针对肯定自由概念的疑难,提出了一种“否定性”的自由概念,提出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否定。但是,阿多诺的否定难以触及真实的现实领域,他对不自由的批判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要真正达到人的自由,只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人们改造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     

论网络自由

网络世界的宽松环境,使得一些人在其中追求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自由,甚至出现追求极端自由的非理性倾向,进而造成网络自由的异化。消除网络自由的异化,需要运用理性的限制和实践智慧,正确把握网络中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关系,同时在网络中寻求自由要适度。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本体概念

本体(Noumena)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章试图通过对对象（Gegenstand）、先验对象（transzendentale Gegenstand）、物自体（Dinge an sich）、显象（Erscheinungen）和现象（Phaenomena）等概念的解析,尤其是它们与本体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康德在哲学中引入本体概念的重要意义。就其哲学体系而论,从物自体（物）到本体（思想存在体）,继而从本体到自由,构成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渡,而本体概念在这两个转换中具有关键作用。     

自由观解析

哲学视域中围绕着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探讨自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自由观。主要有消极自由观、绝对自由观、理性自由观和实践自由观。本文拟从自由和必然关系的角度解析这些自由观。     

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海德格尔在1930年弗莱堡讲座中通过对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的解释,具体阐述了人的自由的本质是道德自律、纯粹意志,也就是自我负责。康德通向自由的第一条道路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并实现的,对应着自然的因果性,揭示了自由的可能性;第二条道路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并完成的,对应着自由的因果性,证明了自由的现实性。     

康德道德哲学详解

对康德道德哲学三个层次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即通俗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指出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梳理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进行了批判式的剖析和评价,认为东西方在道德领域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道德观念。     

王弼的体无自由观和康德的先验自由观

王弼和康德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对整体世界进行"本体"和"现象"的二重划分,以"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来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尽管二者对于"本体"和"现象"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在人的自由问题上,他们一致认为人因其单纯的现象性而不自由,因其本体性而自由。在王弼那里,自由就是"体无",以无统有。在康德那里,自由是实践理性中的先验存在,自由就是自律。至于作为公设存在的"圣人无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则是人实现自由的外在引导和保障。进而,二者又从"人"的自由,过渡到"国"的自由,力图建立一个自由之国。     

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互惠论题

康德试图提供的道德的先验演绎,成为一个持续争论的主题。这暗示康德关于道德辩护思想的一个重大反转,有必要对康德的论证进行重构。尽管对互惠论题的重构不等于对康德“先验演绎”的完备辩护,它却是康德进行道德辩护所必需的第一步。没有先验自由的预设,也就只是假设实践自由,基于自我利益、幸福或一些一般认为基本的而非道德目的或诱导理由的准则,通过诉诸于“人性”或一些给定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来证明。而先验自由的预设不仅堵塞了特定类型的证明,它还把这一要求扩展到第一原则或根本准则。     

康德对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的论证 ——读《实践理性批判》

人是理性主体,亦是价值主体。人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在:人作为理性王国的成员是目的性存在,永远不能仅仅看作是手段;人是能够自我立法的理性存在,人是自由、自律的,同时体现了人的尊严与伟大;“上帝”是为道德的实现而预设的,并没有淹没人的主体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