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与中国公民社会构建

公民社会建构的实质是建立当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正确理解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大众传媒为公民社会建构表达和交换意见的公共空间。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认识媒介和利用媒介的能力。提高媒介素养,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当代中国青年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因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数据结果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的使用频率对青年的国家认同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水平、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呈负相关关系;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使用频率越高的青年,对国家认同的要求更加严苛.此外,在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这3个因素中,文化因素对青年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最大.     

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大众媒介政治属性的表现也不相同。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表现为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公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政治属性决定了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政治参与功能、政治沟通功能、权力监督功能、议程设置功能、政治控制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全面发挥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大国边疆与对外传播——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多维环境要素

当今社会,我国边疆正面临全球化、媒介社会、风险社会、公民社会和中国崛起等多维理论及时代背景的综合影响,由之构成了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地球环境”“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公众环境”和“国家背景”等深层次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强化了我们对边疆问题的深入理解,也影响了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外部环境要素.     

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

传播与媒介研究长期忽视空间的概念.当下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在邻里、城市、区域、国家等所有尺度上,都不是简单的观念,而是各种现象的综合体;也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还是社会的和媒介的.不同的空间向度既可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也可看作是精神层面的多种建构,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的广泛介入极大地推动了空间复苏和空间转向,使得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亲身体验转向媒介体验,于是本来以呈现和表达社会为己任的媒介反而成为社会必须关注、使用和依赖的对象,否则会威胁到它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多频道时代,谁来关注我们的受众?--我国中部城市电视竞争和收视状况的调查分析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社会精神文明的整体提高,为我国电视媒体改革提供了社会背景;现代媒介技术的飞跃发展,使电视频道空间迅速增加,观众选择权越来越大.我们已经从"媒介缺乏"阶段进入到了"媒介富余"阶段.同时,媒介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电视观众已不满足于"有节目看",而且"想看好节目".如何满足电视观众新的需求成为当前电视人思索、探求的问题.     

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他们在传播学上的贡献国内却鲜见评介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虽然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意识形态媒介的批判,但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议程设置"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它提示人们,在有媒介居间的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议题直接影响受众议题。文本认为,既然受众对客观事物和问题的看法带有媒介引导的色彩,那么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也就脱离不了这个框架。文章进而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即外部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所设置的,其中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     

拉近的异域与推远的自我——一个水族村寨的电视媒介分析

电视媒介与族群社会的研究,是媒体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之一.电视媒介进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年,并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认知和生活.在塑造族群现代性和推动族群社会发展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民族志的方式,对贵州的一个水族村寨中的电视媒介进行了分析,指出民族村寨中的电视媒介,在传播和认知两个层面,将异域拉近,将自我推远,同时建构和强化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     

履行社会责任是新媒体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然而,一些媒体责任缺失问题正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分析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以及新媒体社会责任与媒体竞争力、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发现,社会责任是新媒体获得长期竞争力的源泉,是企业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盈利模式。     

社交媒体存在的治安问题探析

目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十分青睐的社交软件,但由于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和特点,违法犯罪分子将其作为开展不法 活动的温床,使人们的安全感受到严重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恐怖组织和个人将社交媒体作为开展恐怖活动宣 传、组织和行动的工具;二是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体实施色情、赌博和诈骗等犯罪;三是社交媒体成为引发违法犯罪的桥 梁;四是社交媒体在引导网络舆情的方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背景下的媒介阶层代言

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大众传媒生态也发生了相应变迁,媒介市场开始细分。大众传媒因对精英阶层资源的依附而从介入生活的服务者逐渐转变为引领生活的利益追逐者,为社会精英阶层代言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微时代媒介社会角色的动态变迁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媒介社会角色的嬗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和行业状况等因素相关。近年来中国媒体行业发展迅猛,微传播风头日盛,新旧媒体交融成为常态,媒介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角色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媒介社会角色经历从传播工具到社会公器再到倾向于娱乐施教的动态变迁,折射出微时代新闻社会功能的变化,消费文化盛行、媒介技术驱动、行业发展演变等因素是构成其变迁的主因。微时代守望公众利益、践行职业逻辑、多重角色交融共存既是媒介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媒介机构应该坚守的角色伦理。     

基于智慧健康养老社区的老年人孤独感探究

智慧养老与老年人健康密切相关,现有养老模式下老年人身心健康问题较为突出。探索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方法,以智慧健康养老社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索多种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内在机制（以孤独感为例）,深入剖析主动社交媒体使用、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功能型社交媒体使用、自尊、客观社会孤立、生活满意度及服务满意度与老年人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社会存在、社会比较与社会支持理论,不同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功能型社交媒体使用负向影响老年人自尊;自尊对向上社会比较和孤独感都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此外,客观社会孤立调节向上社交比较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客观社会孤立正向预测老年人孤独感。为未来采用社交媒体方式对老年人孤独感进行干预提供了研究依据,丰富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也为智慧养老发展提供了支持。     

融媒体运用于社会工作传播的路径研究

以江苏财经广播《暖心同行》节目为素材，分析了融媒体对社会工作的传播优势和困境，并提出融媒体作用于社会工作传播的三个路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动、社会工作者主动出击和政府对社会工作传播的支持等，以期推动融媒体对社会工作影响力和认知度的提升。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化媒体时代发展以来,国际传播关系与全球传播格局也随之发生历时性变迁。在Twitter这一全球性公共传播场域中,各国媒介机构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线上社会网络。其中,发达国家的媒介机构仍在国际传播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机构也在通过策略性的社会化媒体实践突破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除了所在大洲的发达程度外,社会化媒体使用程度也对各国媒介机构在该网络内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体现地理接近性和文化接近性的国家因素能够显著预测媒介机构之间的双向链接关系。中国在Twitter上的跨国化媒介机构账号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但在整体的社会资本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大众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

运用归纳总结法对社会风险的表现形态进行分类，同时利用个案分析法对大众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在传媒业高度发达并广泛渗透的社会背景下，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决定其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其积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同时认为，政府通过议程设置掌握话语指导权，使大众媒体及时、准确地避免传递可能影响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风险信息、完善现有法规以及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等措施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监管，无疑是建立社会风险化解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网络技术平台上大众传媒传统编辑思想的坚守

面对社会信息传播将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格局,大众传媒在进行自我调整的同时,还要勇于坚守传统的编辑思想.在网络环境中,"文化同一性"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指明了方向,媒体不至于迷失自我;"受众本位"意识又要求大众传媒在网络平台上重铸形象和品牌.在社会职能的叠加中,传统媒体编辑思想的沿袭有着它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