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号街车》中布兰琪的伦理悲剧

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欲望号街车》是一部讲述“南方淑女”布兰琪伦理悲剧的剧作,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在剧中,布兰琪力求通过重建伦理身份以解决伦理危机,但却多次陷入伦理两难的困境中,最终因伦理意识的薄弱,为满足性欲破坏伦理禁忌,作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该剧展现了布兰琪伦理身份的建构之路、其遭遇的伦理两难处境和斯芬克斯因子在其伦理选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此说明导致布兰琪悲剧性命运的根本原因和揭示剧中蕴含的伦理教诲意义。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被凝视与反凝视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作家福克纳的经典之作。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篇短篇小说中存在着被凝视与反凝视的叙事方式，凝视者“我们”与被凝视者爱米丽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可以说，爱米丽的一生是被凝视的过程，她不仅作为欲望的投射对象被南方社会的主体“我们”凝视，还被作为南方贵族权威的父亲建构自我，从而永远失去自我。虽然她有对凝视进行反抗，最终却是失败的，永远禁锢在南方社会的文明之中，成为一朵被社会全方位凝视的凋零的玫瑰花。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逃不出去的藩篱——分析《捕蜂器》里弗兰克的人生悲剧

作为一个生理身份和社会身份不同的“兼性人”。《捕蜂器》的主人公弗兰克成了一个被排斥的“他者”．他只有通过残害动物和谋杀来释放被“阉割”的痛苦。小说家班克斯对人性及社会黑暗洞察入微,小说通过对弗兰克性格变异以及人生悲剧的描写,揭示了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现代人的身份困惑和认同危机。     

“双性同体”的解构与重构——解读《捕蜂器》中弗兰克的矛盾身份

伊恩·班克斯在《捕蜂器》中塑造了一个“双性同体”的邪恶少年杀手弗兰克。作为一个被父亲建构的“男性”,弗兰克的女性生理性别和男性社会性别成了二元对立的矛盾。作为一个“兼性人”,他的自身充斥着不可调和的、互相矛盾的因子。被“交性”后的弗兰克被排斥在男性和女性的范畴之外,成为一个“他者”。而最终其男性身份被解构的结果却是其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弗兰克的矛盾身份反映了女性主义关于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争中后者的胜利。弗兰克矛盾的双重身份导致了他矛盾的思想意识,并最终酿成了他畸形的人格和悲剧的人生。     

双重凝视与潜能世界：电子游戏中的凝视理论

尽管今天存在着从“看电影”到“玩游戏”的转变，但让玩游戏成为可能的，仍然是作为其形而上学基础的凝视。从福柯和梅洛-庞蒂开始，凝视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观看，还是一种权力，一种建构事物秩序的权力，它不仅建构了外在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也将身体性主体纳入这个世界的秩序中。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这种凝视被双重化了：一方面是具身化的凝视，即屏幕前玩家的观看；另一方面是游戏角色的虚体化凝视：游戏的世界秩序是按照这种双重凝视构成的。双重凝视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玩游戏”的本体论前提。但是，如果深入游戏世界之中，会发现那个虚体化的凝视会变成德勒兹意义上的重复，它生成了不连续的内在性平面。在那里，两种凝视的关系会发生反转，即原先由具身化凝视控制虚体化凝视的游戏过程会翻转为虚体化的感触性关系，从而为现实主体开辟了一个潜能世界的空间。     

《帕梅拉》中的凝视机制分析

以福柯关于凝视权力机制的论述为出发点,解读小说《帕梅拉》中的凝视现象,认为B先生和帕梅拉之间存在看与被看的关系,帕梅拉始终处于B先生的凝视之下。帕梅拉的身体是B先生的欲望对象,帕梅拉被物化;通过窃读帕梅拉的书信,B先生在身体与信件之间建立起隐喻关系,信件成为帕梅拉身体的象征;随后帕梅拉又在林肯郡庄园遭到监禁;婚后的帕梅拉依然要满足以B先生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挑剔的审美眼光,帕梅拉始终处于被展示的状态,造成她的身份危机和双重人格。     

双重凝视与潜能世界：电子游戏中的凝视理论

尽管今天存在着从“看电影”到“玩游戏”的转变，但让玩游戏成为可能的，仍然是作为其形而上学基础的凝视。从福柯和梅洛-庞蒂开始，凝视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观看，还是一种权力，一种建构事物秩序的权力，它不仅建构了外在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也将身体性主体纳入这个世界的秩序中。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这种凝视被双重化了：一方面是具身化的凝视，即屏幕前玩家的观看；另一方面是游戏角色的虚体化凝视：游戏的世界秩序是按照这种双重凝视构成的。双重凝视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玩游戏”的本体论前提。但是，如果深入游戏世界之中，会发现那个虚体化的凝视会变成德勒兹意义上的重复，它生成了不连续的内在性平面。在那里，两种凝视的关系会发生反转，即原先由具身化凝视控制虚体化凝视的游戏过程会翻转为虚体化的感触性关系，从而为现实主体开辟了一个潜能世界的空间。     

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

“诗意”与“悲剧”是东西方文学艺术共有的审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都程度不等地蕴涵着“诗意”与“悲剧”这两种审美因素。这里的“诗意”首先来自于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培养起来的审美和欣赏习惯,具体到作品本身,诗意既体现于语言、叙事风格以及由它们所形成的作品的整体情调、氛围中,又体现在作品的环境描写、人物塑造、民间习俗与民间艺术之中。这里的“悲剧”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而这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美好的青春、爱情、理想、追求和做人的意义、尊严以及生命自身。由于小城中多的是“近于无事的悲剧”,由于作者那哀而怒的矛盾情感,以及诗意与抒情成分的加入,使现代文学的小城小说中很少有纯粹的悲剧作品,也很少有纯粹的充满爱与美的诗意作品。     

漫游中的凝视——再读《黛茜·密勒》

《黛茜.密勒》是亨利.詹姆斯＂国际主题＂小说的一篇早期代表作,也是一部具有＂漫游小说＂性质的作品。笔者拟用＂凝视＂理论,阐释小说人物之间复杂的凝视关系及其有趣的凝视游戏。这一凝视游戏中,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身份悄然发生转换。黛茜在这场凝视游戏中有效地进行对抗性凝视,由凝视客体转而成为凝视主体,温特伯恩及欧洲文化则成为凝视客体,形成另一种＂他者的景观＂。亨利.詹姆斯在这一凝视游戏中完成了美国文化身份的建构。     

试论妙玉──“红楼”裙钗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妙玉是《红楼梦》中最为独特的悲剧典型,此展示了世俗之外那半边世界里青年女子的悲剧命运,她与“红楼”众姐妹共同构筑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社会大悲剧。妙玉的存在,使“红楼”女子系列更为完整,使“红楼”悲剧更为深刻。本文从特殊的身份,矛盾重重的人物、存在意义三方面对妙玉这一人物作了些探讨。     

《红楼梦》的意蕴

《红楼梦》的意蕴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第二个层面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本文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性在于作家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要被毁灭的。曹雪芹的审美理想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他的《红楼梦》就是一部“有情之天下”被吞噬的悲剧,是一部“冷月葬花魂”的悲剧。《红楼梦》的第三个层面是《红楼梦》处处渗透着作家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叹：对人生（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对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这是《红楼梦》意蕴中的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不被人注意的层面     

同情的爱——樊家树与沈凤喜爱情的意识特征及其悲剧必然性

“同情的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恋爱心态，它是平民主义思潮在感情世界的反应与体现。《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发端于“同情的爱”，具有平民主义理想内涵，是与以金钱权力为本位的爱情观及其支配下的世俗婚恋行为相对立的理想主义爱情。但在金钱权力统治的市民社会，这样的爱情却必然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经历痛苦挣扎后而走向幻灭的悲剧。     

“锁孔”与“猫眼”：文学凝视的知识考古

［摘要］“凝视理论”的现代哲学导向成了文学反观的一个重要借鉴。回观文学理论，镜像说——包括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反映生活的典型性，作品的社会独立性以及读者的接受等都可在“凝视理论”中找到原型依据和对话机制。本文以“锁孔”和“猫眼”的借喻，反观文学理论中的相关命题和问题，以期在反思语境中达到新的理解。     

悲剧艺术与审美救赎

“欲求不得，不得仍求”的崇高的悲剧精神是所有悲剧艺术的重要标志。艺术家们通过悲剧艺术，表达他们对社会、人生、生命等主题的哲理思考。作为受众的读者，也正是在对悲剧的审美体验中，对于人的悲剧性处境和超越性人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感悟。从而在双方的情感体验中达到和谐共鸣的理想效果。由此可以说，悲剧艺术具有精神救赎的特点，救赎人类摆脱生存的悲剧性困境。     

《欲望号街车》中的象征主义手法

《欲望号街车》是田纳西最受欢迎的剧本之一,也是他的成名作。田纳西在剧作中运用的象征主义的手法和对不同象征物的描写,揭示了美国大革命时期,南方传统文明和北方新兴工业文明之间的较量,以及南方传统文明在无奈中泯灭的结果。剧作者在作品中倾注了所有的情感,淋漓尽致地描写女主人公布兰琪的悲剧命运,布兰琪的悲剧性结尾象征了代表新兴产业的北方现代工业文明终究要取胜,代表落后的南方种植园经济最终要落败的结局,历史由此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警示我们精神的荒芜所造成的悲剧。     

何耽何爽何思--从《美狄亚》到《蜗居》看现代女性的生存抉择

美狄亚，作为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欧里彼得斯笔下的著名悲剧形象之一，在现代人的解读中，常常被冠上弃妇和复仇者等称谓，其报复丈夫手刃亲子的行为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哀叹，而跨越历史的长河，长篇小说《蜗居》则是在全新的“文明”社会里展现了更为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有为立锥之地奋斗的异乡人海萍，游走在现实和幻想中的情人海藻，还有死守妻位却终怒杀亲夫之子的宋太。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女性，却都无时无刻不在做着抉择。     

试析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美国南方女性阿曼达和布兰琪的悲剧成因

田纳西·威廉斯是美国文坛著名剧作家.他注重对美国南方女性人物的刻画.文化冲突,个人内心的怀旧情结以及当时男权社会的压制三方面共同造成了威廉斯笔下两位典型女性人物阿慢达和布兰琪的人生悲剧.     

“看-被看”暴力结构的解构与颠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示众母题

作为典型的“看-被看”结构，示众凝聚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在示众的看与被看之间，存在着“政权-群众-个体”的博弈空间。从“五四”文学对示众的戏剧结构的解构，到解放区文学对示众的权力结构的颠覆，再到新时期文学对示众价值结构的重建，中国现当代作家从不同角度揭示示众的“政治-文化”意义，解构示众中“看-被看”的暴力结构。     

“三言二拍”的悲剧性评析

悲剧的内涵指的是悲剧冲突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审美属性,它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有价值的东西的珍爱,在痛惜中感奋起来,并化悲痛为力量,获得审美快感。本文从悲剧的判定、悲剧女性形象、社会背景与作者态度等方面对“三言二拍”中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