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汤化龙民初关系探微

李大钊与汤化龙同为民初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的私交公谊从最初感情甚笃到最后分道扬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既与民初政治紧密相连,又深刻地影响了二人日后的政治走向。目前,学界对他们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尚缺乏专门研究。然而,通过考析李汤之间的友谊与纷争,对于深入认识二人的思想及民初政治状况,不无裨益。     

李大钊与傅斯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述论

李大钊和傅斯年,都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二人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李大钊对傅斯年曾经在思想上、特别是在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傅斯年等人办《新潮》杂志也曾积极支持;当傅斯年等人受到诬陷时,李大钊和胡适等为他们辩白,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后,傅斯年曾用不同的形式为其平反与正名。     

李大钊和毛泽东的密切交往

1949年3月25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入北京,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在书写着新的篇章。毛泽东走下火车,与前来迎接的叶剑英谈话。他深情地说:"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     

论汤化龙的宪政追求及角色变换

汤化龙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宪政主义者。他曾积极追随并推动清政府践行"预备立宪",也曾毅然投身湖北革命军政府,参与创立共和民主制度。民国时期,他数度变换阵营,在瞬息多变的政治局势中不断因应时势变异主张和立场,给人留下逢缘投机的印象。汤化龙始终未改追求宪政之初衷,却终究未得到他理想中的宪政,他的遭遇是当时大批追求宪政者命运的缩影。     

论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的互动关系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交往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网络交往从现实交往中分化出来 ,为现代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对话方式。我们在关注人们通过网络交往给现实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 ,也应重视网络交往对现实人际关系的良性作用 ,因势利导 ,使网络交往成为现实交往的一种补充 ,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网络时代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 ,有助于确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     

李大钊创新思想论

李大钊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因此，在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进行深邃思考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对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他的创新思想和实践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他公开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革命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研究李大钊的创新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李大钊的史才

李大钊能够在史学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与他有着良好的史才是密不可分的。他既把史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更是当成一种责任,积极求是,敢于求真;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他有着出众的理论素养和对历史问题的洞察力;他具有较强的驾驭史料与表述史实的能力和才智。     

论李大钊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在中国近代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开始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相结合 ,形成了各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李大钊从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社会观的内在联系出发 ,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 ,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大联合和互助的角度来阐述“大同”,赋予大同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进而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社会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并且对实现“大同景运”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论李大钊的宪政思想

李大钊因曾接受过长期而正规的法政教育,故其对于民国宪政的思考,时至今日也有值得我们借鉴、思考之处。为此,笔者从政府权力的制约与人民权利的保障两个角度整理分析了李大钊的宪政思想,希有助于学界对李大钊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论民国初年兵变之特点

兵变就是以军人为主体的团体在内外因素激发下超越法律和军规而采取的严重集体越轨行为,具有特殊性、暴力性和越轨性三大本质属性。民国初年的兵变现象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时间特征、空间范围、行为类型、目标取向、形成原因、社会后果六个方面。     

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教育述论

民国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北京社会教育逐渐兴起。政府的主要举措有:明确社会教育性质及提出实施社会教育规划,成立管理通俗教育的相关机构,明确通俗教育的教育经费,采取措施保障通俗教育顺利进行等。当时,北京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通过学校式社教机构和社会式社教机构来完成的。学校式社教机构包括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和注音字母传习所;社会式社教机构主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阅报处、图书馆和公园。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各种社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京普通市民的智识水平,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

孙中山从民初巩固党基与民主共和等方面阐述了党德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修明党德”需要党员“明白党义” ,“遵守党德”、“服从命令”与“国家” ,立志“做大事” ,努力“替众人来服务”、“为中华民国求幸福”。而政党严格纪律 ,党员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辨别是非能力是达此目的的必要途径。这一党德重构成为孙中山道德思想的核心 ,决定其道德思想高于近代大众道德的精英化倾向 ,是中国近代政党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至今仍值得珍视     

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述论

民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共和民主政体的社会形势,满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技术人才的要求,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清末新教育制度加以批判,同时,也对民初的教育状况或设计方案日渐不满,认为这是西洋工业化社会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在工业不甚发达、科学不太昌明且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并不适应。典型的是新教育体制与社会产业结构相脱离,书本教育不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学生生计出路及生产能力问题十分突出。于是,倡导实利主义教育,进而又提出实用主义教育,二者构成了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内容,并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

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孔子和经学的地位逐步动摇。民国建立,道变统改,孔经随着帝制大厦的轰然倒塌而被剥夺了政治伦理的斑驳外衣。在民主共和方生,尊孔读经方死的过渡时代,袁世凯利用人们依恋孔子和经学的文化心理,复辟帝制,尊孔复古,从而激起了由反孔狂飙而卷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阎锡山与民初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民初山西所行村制 ,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 ,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他以实行编村、厘定村行政人员、推行村财务公开等为主要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开创了 2 0世纪中国行政村制度之先河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民国初年有关制宪问题的争论——以马相伯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制定一部良善的宪法,是民国初年民主宪政实验的首要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制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作为原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研究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马相伯参与了民初宪法的研究与讨论。他从历史、国情与学理出发,阐述了宪法制定的立场和主张:在国家结构上,主张采行单一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赞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给予地方自治权力;在政体方面,主张实行总统制,加大行政权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此外,他坚决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些观点与主张虽然并不完全从属于原立宪派,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派对于宪法问题之立场与意见。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思想与主张最终不自觉地为袁世凯进行专制集权统治所利用。马相伯的这一段政治经历为深入考察民初制宪之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和个案,从中反映出制宪之争对于民初政治之影响。     

民初京味小说家二三事

囿于资料的稀见,清末民初的京味小说鲜为学人关注。本文作者就自己收藏的京味小说,披露了民初京味小说家的轶事,诸如损公(蔡友梅)为代表的京味小说家及清末民初之际京师报界的鼻祖彭翼仲的一些社会活动等,均是难得一见的史料。     

倪嗣冲与民国初年安徽盐务

民国初年倪嗣冲整顿盐务,改革盐务运销模式,建立相应的盐务机构,加强缉私。这不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其军队获得必要的军饷,而且客观上也利于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和人民生活。他提出的"盐斤加价"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省级议会权力以及民众舆论力量得到初步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