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日本汉文学史》

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撰写过《日本汉文学史》,但都很不理想。不是材料太简、叙述枝蔓,就是观点偏颇,其中代表日本学者这方面最高水平的猪口笃志写的《日本汉文学史》一书也存有诸多缺点和错误。因而,都不能反映日太汉文学史的起初面貌。无论从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需要,还是显现中国学者的不同立场,都应该重写一部由中国学者撰著的“日本汉文学史”。这部“日本汉文学史”从宗旨、纲目、分期、撰述的方法与具体材料的处理都应该提出新的独立的见解。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历程及史观演变

中国女性传统发生深刘变化与中国文明进程中的“西潮”、“西语”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女性传统渐次变化的结果,百年进程中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五四”前后、“三四十年代”、“建国十七年”、“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十年”五个阶段,女性文学史现也从男性史家的男女平权观、女性才德现,逐渐过渡为女性史家强调现代人文精神与女性主体意识.在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与反省中,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史书写承前启后,逐渐淡化性别批判强度,转向对女性情感书写策略和自我存在意识的探讨.在中国文明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女性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走向细密化与纵深化,文学史家所期待的既注重性别平等、也注重性别差异与和谐的性别诗学建构将成为可能.     

意识形态·文学史·现代性——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

本文简析意识形态因素对台湾文学史的影响及台湾学界的反思,认为大陆版的文学史比较注重发掘两岸文学的亲缘关系,但因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对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影响是缺乏舛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台湾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如叶石涛、彭瑞金等人的著作,有可取的地方,但因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理念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导致了粗暴的简单化倾向,扭由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德威、黄芙娥、邱贵芬、杨宗翰等,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他们的现代性视野对台湾文学史研究和书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马华文学知识谱系及其跨界建构

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马华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场域,由于立足点不同,造成区隔鲜明又相互冲突的话语体系.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为主要诉求的知识谱系塑造,反映出马华文学在多元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的复杂性.解决文学史与观念史的偏离,有必要在“去种族”和“去冷战”前提下形成视域融合,建构一种基于文学现实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使跨界研究获得学理对话与同情理解之可能.     

关于文学史理论建设的构想

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 ,我对文学史理论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 ,新时期以来 ,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文学观念、文学方法的讨论 ,作家、理论家开始反思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但理论说明的深度不够。 90年代 ,文学史理论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态势 ,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 ,专题学术讨论会多次召开 ,有关论著也已出版 ,如《文学史哲学》(陶东风著 )、《文学史新方法论》(王锺陵著 )、《中国文学史之宏观》(陈伯海著 )等。董乃斌主持的“中国文学史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以来,文学史书写成为一种浪潮,其中,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有百余部之多。它们表现出不同的命名与叙述方式,这既是文学史书写的持续探索与建构,也反映出它们的内在焦虑。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还存在诸如纰漏、重复、浮躁与过于追求时效性以及功利化等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需从三点着手:一要为文学史书写留有"余地",二要深化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三要重建文学史的"神话"。     

试论汉语新文学的学科理念与知识体系

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有一个清晰的发展嬗变历史,其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从“文学的现代化”出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但新文学的“新”所包含的是一种更为开阔的、多元的思维空间.《汉语新文学通史》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鲜独到的学科理念和知识体系.它从“汉语”出发,来书写中国新文学史,可谓在“新”与“现代”两者各自的优势之上又一种“新”的开拓.现代汉语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还是一种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无论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还是作为文学研究的视城,都鲜明地凸现出其自身诸多的新鲜特质以及无可替代的厚重内涵.     

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释“摸”字——读鲁迅《孔乙己》札记

“摸“为妇孺皆知之词。《后汉书·蔡邕传》,“邕读《曹娥婢》,能手摸其文读之。”这个“摸”指以手接触或轻摩物体。“摸”字另一含义,指用手探取。如,鲁迅先生在《彷徨·离婚》中描述道:“庄木三伸手去摸烟管,装上烟。”《孔乙己》和《离婚》中的“摸”字含义雷同,但不等同。孔乙己终于被了举人打断了腿,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摧毁了。“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时已初冬,孔乙己却只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沾满污泥的“手”走路。此时,孔乙己已濒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试论《南侨日报》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介

文章以《南侨日报》为研究个案,分析《南侨日报》评论和介绍中国新文学所作的努力,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该时期新加坡文学书写的“历史现场”和原貌,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撰写提供必要的历史细节和现场感。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当然要具备诸种条件.但某部著作的出版,亦往往成为一门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有“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史”这门学科.“文化大革命”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家,而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当代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1979年起,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被介绍到了大陆,随后一些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台港澳文学又有独立出来研究的趋势.1991年,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台湾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80年代后期起,人们在研究中又逐步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同于大陆文学,也不同于台港澳文学,应该专门地进行研究.     

敞开历史的襟怀──评《岭南文学史》

治史当才、学、识兼备，其中尤以史识最为难得。治史者之所以就同一题材写出观点截然木同的史著，就是因为各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评述历史。假如埋头铺陈史实而缺乏理论经纬，写出来的书肯定是千人一面，干部一腔。相反，高明的史家甚至可以借编史来弘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如法国人丹纳编撰《英国文学史》，自始至终宣传他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决定论。还有些史学寓自己的观点于取舍之中，如前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也编过《英国文学史》，书中不收入女小说家简·奥斯汀，因为作者认为文学应该反映重大题材，而奥斯汀的…     

从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看中国的文学史研究

雷纳.韦勒克是文学史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渊博学者,他的诸种著述都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透彻研究,从而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观念演进与书写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学·哲学·人的觉醒——古诗十九首及其享乐思想反思

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的笛一道曙光,历代学者对其推崇备至,誉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但对其中表现出来的享乐思想却评价极低,认为是“没落阶级典型的腐朽哲学”,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     

《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

本文从革命文学的叙事方式的重构、《青春之歌》主题的冲突性、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变等方面,细致地分析了《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认为其历经了口头流传、语言书写和摄影剪辑等三个不同阶段,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基本趋势,表现出几种不同的叙事模式的纠缠和交叠。     

寻找新的突破口——“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研讨会述要

浙江大学中文系于今年年初,牵头召开了由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研讨会,会上,就如何更新文学史观念和采用新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到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以及以这种观念和方法撰写的文学史著作,已不能充分解释许多文学史现象,也难以满足我们对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了。要真正把握文学史的规律,就必须解决文学史的研究目的、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辩证关系、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有机组合、作家的创作心态与文本境界的系统关系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文学史当中都体现出一定的内在规律,需要我们从新观念、新方法上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接着,会议就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的更新问题各抒己见。 盛子潮(浙江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试图对一些已被公认的文学史结论,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但其观念和方法,基本上还是“历史——美学”的批评观。能否从文学形态研究出发重写文学史。这样可以打通文学史的外部研究和内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