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朝两国西学及研究动态

西学是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统称,包括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在内容上可分为"形上"之精神文化和"形下"之物质文明;西学在发展史上,经历了"西学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即初期的"西学东渐"、近代"西势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西学研究,特别是中朝西学研究作为西学研究新的探索领域,业已成为当代文化学研究的热点。     

《考工记》的工艺美学思想

《考工记》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工艺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工艺美学思想,以前多从科技成就方面进行探索,鲜见其工艺美学思想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依据《考工记》对各种器物制作规范的记载,分别就器物的功能、造型、材料、工艺等审美特征进行系统探讨,概括总结出它的工艺观、审美观、设计艺术思想与基本原则,并重点挖掘其工艺美学思想及现实价值。它是我国最早提出的关于工艺制作原则的专门著述,其中“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工艺原则,是其工艺美学思想精髓,特别是“材美工巧”的工艺美学原则,在我国古代设计艺术理论与设计艺术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工艺美学思想成就是形成《考工记》久经不衰和富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考工记》“匠人建国”略议

《考工记》“匠人建国”略议戴吾三《考工记》被大多学者认为是齐国官书，它是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重要典籍。《考工记》＂匠人建国＂节讲的是建设城邑的求水平、定方位的测量问题：＂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以悬，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     

《周礼·考工记》营国词语关系

在整理中国最早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营国词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训诂原理、语义观念以及词汇语义学原理,运用义素二分法,类聚、梳理并分析《考工记》营国词语关系。《考工记》营国词语之间具有纵向、上下和横向的结构关联,由此形成词语立体网络,进而体现了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简论《考工记》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

《考工记》凝结着浓浓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概而言之,即“科学、文化、生活、生命”和谐统一的理想愿景；“生物、富国、养民、功用”融会贯通的价值追求；“艺术、理性、精致、标准”珠联璧合的审美创造；“致知、求真、尚智、务实”精益求精的觉慧笃行等等思想,其创新之处正在于它把自然、科学、文化、生活、生命真正有机地贯通了起来,实现了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避免了西方式的“主客二分”模式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后果.挖掘、研究《考工记》所蕴涵的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对于现今以及未来科技、科学的发明、发展和应用方向必有悠远、宏博、重要的导航作用；对于医治当前已经局部凸显的“科技、科学异化”之疾也有妙手除病之功、良医回春之用.     

严复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实地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这一巨大反差。他从国民素质、学术传统、政治司法制度、思想观念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西方富强的奥秘之所在;另一方面,以西方为参照,以西学为武器,对中国的国民性、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均作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这使得严复成为当时对西方认识最深刻,最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性、对中国现实批判最深刻的思想家。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译介了大量的西学理论和西学背景知识,在中国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天演论》一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为救亡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大师。     

考工记的“轮人”

考工记是我国最古的一本科学技术书,记录了我国汉代以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考工记开卷说:“国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五材百工,均是概括的话,郑司农以五材为金木水火土,郑玄谓水火不能单用为器物,故以金木皮玉土为五材,虽较确当,但就通俗的五行来说,玉应属土,且分工上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二,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其中刮摩只用工具,不作为材,而设色的颜料亦是材,是     

《考工记》与中国建筑艺术的“正”、“奇”之美

《考工记》是古代关于百工技艺的文献,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然而,对这方面尤其是对建筑美学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对《考工记》进行研究,认为它体现了“正”美和“奇”美的辩证统一,并以“执正以驭奇”的审美终效,获得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所奠定的重要美学法则,对我国建筑的设计与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从传播西教到传播西学——传教士中文报刊办刊宗旨的演变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中文报刊。最初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以宣传宗教,传播教义为目的。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办刊宗旨中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地位,传播科学知识成了主要内容。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刊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调整办刊宗旨与方针,不再以宣传宗教,而完全以传播西学为宗旨。而西学也有了扩大,除了科学技术知识,又介绍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传教士们的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其一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协调与中国人的关系;其二仍然是为了迂回地宣传宗教。     

《政治罪恶论》与马一浮早期思想

作为"浙学"近现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一浮,其学术生命展现出独特性。《政治罪恶论》一书贯穿了他早期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该书译稿的重新发现,补充了马一浮早期思想研究的材料。通过对《政治罪恶论》的讨论,可以回溯其在1903年至1912年间的主要思想历程。1903年马一浮将翻译这部书视为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途径,但其间复杂的心态促使他由西学转向中学。1907年他借为该书写序的机会,表达了以西学辅中学的主张,展现出对中西学术关系的全新认识。而在1912年对《政治罪恶论》的重提,使马一浮最终完成了对西学的彻底疏离和对中学的全面回归。在此基础上,马一浮开启了此后延续数十年作为一代儒宗的思想历程。     

戴震的屈赋研究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中叶的著名哲学家、学者。他出身贫寒，惟喜读书，平日辛勤耕耘，涉猎广博，即使卧病在床，仍治学不止，因而能学富五车，著述宏富．刊行有《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原善》、《原象》、《勾股割图记》、《策算》、《声韵考》、《声类表》、《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九章补图》、《古历考》、《历问》、《水地记》、《戴氏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文集》等。他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清代集汉学之大成者，汉学皖派的首领。戴氏精于小学…     

中国管理思想的近代嬗变论析——一种关于西方公共管理本土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实践大抵滥觞于洋务时期、开始于清末民初之际而成型于民国时期。从器物之变、制度之变直到观念之变,这种过程源于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管理思想近代化的嬗变是持续“回应”西方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洋务时期、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创时期三个阶段入手,对中国近代管理模式的变革、管理主体结构与功能的转型以及管理主体理念的进化做一种历史性的考察,以回溯并反思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早期管理思想的影响及其本土化走向。     

《考工记》的科技史料价值新探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重大创造和发展时期。成书于该时期的《考工记》一书,包含有极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包括车辆和青铜器的制造,弓箭的制作,染色和皮革的加工,城市和宫室的规划与设计。手工业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发展了数学、力学、声学和化学方面的知识,其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物理史、数学史、化学史、建筑史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程瑶田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前人多注重其训诂名物之学,而很少研究他的义理之学。程瑶田将《论学小记》置于《通艺录》之首,是非常看重这部著作的。《论学小记》以《大学》为讨论核心,全面重审了宋明理学中的主要理论问题。他将理理解为理则,将诚意当作性命之学的核心,特别强调精义之学,而反对执理之学。程氏心性学,是对戴震心性学的修正,并构成了他的《宗法小记》和《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的哲学基础。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晚清时期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史家大都认为它只是造船造炮之类器物层面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是不是仅为器物层面的革新？有没有内在的合理因素支撑着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洋务运动在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价值何在？剖析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是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近年来发掘出《李鸿章全集》佚文——李鸿章为《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中译西书所作的序言,这些序言揭示了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籍,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致力于引进西学,是洋务运动第一次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正是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换所必备的。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