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农民政治参与视角下乡镇政府权力的变迁

乡镇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变革的总体方向是由小变大、由多变少、由分散变集中,中国乡镇体制的变迁深深地打上了权力扩张的痕迹。而伴随着乡镇机构职能的变动,乡镇政府权力的运作始终围绕着政府权威而展开的,但乡镇政府权力却是在农民政治参与下不断地维持变动着的。通过对农民政治参与视角下乡镇政府权力变迁的立体解剖与全景透视,把乡镇政府权力的“解构”和“重建”作为研究重点,力图为当前乡镇机构改革提供理论思考。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乡镇政府职能定位的逻辑起点——“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解析

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乡镇政府往往偏重于政治控制和行政管理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作为“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也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侧重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纵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轨迹,乡镇政府集权式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新情况又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问题域的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逻辑语境,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在这一语境下对乡镇政府职能作进一步考量。     

分利化倾向：政治非民主性与国家兴衰的集团因素——奥尔森集团政治分析

奥尔森的集团理论是以“经济人”为研究范式,通过分析集团的行为逻辑与分利化倾向,指出集团政治产生的非民主性后果以及与国家兴衰的关联,得出了与传统政治团体论所不同的结论,开辟了集团政治研究的新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集团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新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

与以往所研究的“经营村庄”不同,“新经营村庄”以项目治理为导向,运用“经营”的行为逻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逐步加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进程是项目进村的制度背景,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运作构成“新经营村庄”的体制性内涵。通过对村级组织经营行为的考察,从项目开源、优化配置、资源援引、产业提升的经营路径剖析“新经营村庄”的“新”经营和实践样态。研究发现,“新经营村庄”是一种以项目为要素并耦合村庄公共利益的经营行为。村级组织通过引入项目资源并以村庄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的“项目-治理”的治理逻辑,能够再生产出村庄治理效能、产业发展、公共利益,从而实现村级治理组织化、产业发展持续化、公共利益取向化。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乡镇政府治理变革：参与式乡镇政府的构建

参与式乡镇政府的构建适应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的要求。“参与式乡镇政府”具有与传统管制型乡镇政府治理模式不同的新内涵,即它以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民主合作为基础,以采用各种形式吸纳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基层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价值旨归。构建参与式乡镇政府的路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乡镇政务公开机制,乡镇人大民意“整合一表达”机制,乡镇议事协商机制,农民参与、上下联动的乡镇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乡镇行政的逻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乡镇在我国发挥着“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特殊作用，以往研究忽视了乡镇领导人理性选择作用的发挥。以广东一个乡镇个案为背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把乡镇行政的逻辑和乡镇领导人的行为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压力型体制、经济收益最大化、社会网络、资源优化与整合、领导人权力与责任是其中的五个核心概念，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支持了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图式及其作用机理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探询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价值体系。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以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为合法性资源,儒家建构一个精巧的政治秩序样式,并对其作用机理作出了精致的安排。在结构安排上,坚持以“三纲八目、内圣外王”为总纲,以“己—家—君（国）”为秩序载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在作用机理上,主张“天理—礼法—人情”、“天—君—民”的三角互动和“天—君—臣—民”、“己—家—国”的双向互动。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论《庄子·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

《应帝王》被公认为庄子表达“外王”思想的政治哲学文本，但其中着墨甚多的却是壶子“四示”神巫季咸的故事，后者的政治哲学意蕴并非自明，甚至在庄学史上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应帝王》整体的脉络中，壶子本人是“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的明王典范，其核心以藏身方式藏天下于天下，这即是王者自身必须保持有“不可相”的修养，而后方能保持天下的“不可相”,而天下的“不可相”则在“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还天下于天下人。一旦王者之不可相脱离天下之不可相，则王者之藏身就是达成支配的法术(巫术是其一)而非道术。在更广的智识脉络中，壶子四示意味着将政治生活建立在政治道术而不是政治巫术上，政治巫术的核心是通过过度智性化方式以世界的透明化、规则化、稳定化消除渊默性、不规则性与变化的无常，以达成对世界的掌控以及对人的组织和动员，从而使得人们从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投身于人为作为正式秩序的政治空间，进而脱离正式秩序与非正式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政治巫术本质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技术。回归政治道术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世界的不透明性、不规则性、偶然性与变易性，为包含人们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非正式秩序张本，将作为正式秩序的政...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流动的祖先：韩江上游合姓祠堂与流域贸易

韩江流域上游存在着密集分布于贸易通道上、祭祀两个及以上不同姓氏祖先的合姓祠堂现象，揭示了明清时期当地人如何通过再造祖先来建立地缘和血缘共同体的文化实践逻辑。从居屋中的家神祖先到祠堂中的宗族祖先，“祖先”文化意义的流动体现了流域贸易、山地开发、国家进入三者紧密联系的历史过程。通过联结贸易网络的“流动的祖先”,可以理解明清时期这一地域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整体性社会转型，以及当地人在流域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消除族群文化区隔、以聚合上下游资源为动力的地方秩序建构。以祖先源流为文化资源的流域贸易与国家正统的联结，形塑了当地人源自中原汉人移民的“客家”自我文化认同，奠定了后来这一区域具有强烈国家文化认同的客家族群之基础。     

“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性的乡土逻辑

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旨在用程序化的资金分配及使用方式解决公共服务问题,但在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中,项目制的初衷发生扭曲,从而使得项目在基层实践出现较大的效果差异,文章通过对于项目制在基层运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项目争取与闪躲、项目落地与实施、项目实效发挥与维护的分析,认为基层组织困境是导致“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而带来农民被排除在项目运作过程之外、需求无法表达,资源下乡滋生分利秩序,项目实效难以持续发挥等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证分析——以海南省兰洋镇为例

在新农村的背景下，乡镇政府职能该如何调整、基层政权该如何运转是一个有别于一般政府架构理论的特殊问题。以海南省兰洋镇为考察对象，调查了兰洋镇政府职能现状、职责现状、财政现状以及工作人员现状，发现了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存在的问题。据此认为乡镇政府应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强化公共服务，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危机处理，成为为农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塑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互动政府形象，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理顺乡镇与上级的条块结合、乡镇机构的规模与职能以及乡镇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等三个关系。     

分利性与国家兴衰——奥尔森的集团政治功能理论述评

奥尔森的集团政治功能理论以集体行动逻辑为基础，侧重分析集团政治的消极功能，认为利益集团本质上具有分利倾向，集团的分利活动在经济上将会导致垄断、妨碍技术进步，在政治上将会导致社会泛政治化、危害公平正义，进而影响国家的兴衰。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和深化了对集团政治的传统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下的乡镇政府职能解析——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分析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作为“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也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侧重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纵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轨迹,乡镇政府集权式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新情况又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挑战。作为问题域的研究,本文以“新农村”建设为逻辑语境,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在这一语境下对乡镇政府职能作进一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