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妹文》的写作时间

《祭妹文》是袁枚的散文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古代“祭文”一类的名篇。后人往往把它和有“千年绝调”之誉的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提并论。现在,此文已选进高中语文第六册,就更为广大的青年学生所熟知的了。但是,由于此文的开头,作者就开门见山地说:“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云云,因而人们往往以为该文是作于“乾隆丁亥”(1767年);高中语文的编者在给此文注解时,也有所忽略(可能是编者出于某种考虑而有意这样的),只说袁机(素文)“死时四十岁。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年),     

评韩愈、欧阳修、袁枚的哀悼文章的代表作

《祭十二郎文》、《泷冈阡表》、《祭妹文》分别为韩愈、欧阳修、袁枚的哀悼文章的代表作,历来的评论家常把它们并提,称为“古今哀悼文章中的杰作”。对于历来评论家的这一提法,我不能苟同,这个评价用以称道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袁枚的《祭妹文》是可以的,而用以称道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则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不能跟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为“古今哀悼文章中的杰作”。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二郎,名老成.原是韩愈二哥     

袁枚《祭妹文》中的悲

清初诗人、文学家袁枚的著名抒情散文《祭妹文》,在怀念称颂中表达悼伤之情,而祭奠的亲人三妹袁素文是受封建礼教束缚,遇人不淑,身世悲凉的妇女。因此本文在思想感情上的关键是一个“悲”字。这个“悲”字,贯串全文的始终,是全文的核心。那么这个“悲”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项脊轩志》和《祭妹文》比较阅读摭谈

诗人臧克家说过“古今最怆然伤神的事 ,莫过于把笔撰写悼念亲友的文章了”。成功者 ,往往能收到“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从而使读者“去以心发现心”的效果 ;不成功者 ,往往自己“声泪俱下” ,而别人却无动于衷。读罢《项脊轩志》和《祭妹文》二文 ,我们深深感到作品有一股不可遏止的感情潮水强烈地撞击着自己的心 ,不由得眼眶发湿。“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两文胜在情真 ,美在情深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选材异 ,意境同《项脊轩志》一文通过记作者青年时代的书斋 ,着重叙述与项脊轩有关的人事变迁 ,借“百年老屋”的几经兴衰 ,…     

从《祭十二郎文》看韩愈的哀祭文

被古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自唐代以来传诵不衰的抒情散文《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祭奠他的亡侄韩老成而写的。以琐细的家庭往事和平凡的生老病死为内容的祭文,《祭十二郎文》决不是仅有的。那末,它为什么被人称为祭文中的“绝调”呢?“绝调”之说,我们当然不应同声附和。不过古人对它评价如此之高,却很值得我们深思,有必要对这一类文章,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八○三年)秋冬写的。这篇祭文,追     

从颂诗看周朝统治者重视人事的特点

颂诗是《诗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计40篇。《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樵《通志·乐略》云:“陈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朱熹同意《诗大序》意见,并进一步说颂诗是“宗庙之乐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解释不了大自然的种种神秘现象,对天地神祗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人们敬祭它们,以祈求佑护,这在世界很多地区均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从《诗经》颂诗部分来看,周统治者虽然也敬畏神祗,然而亦相当重视人事。这是与世界上大多数远古文明时期的民族不同的。     

《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人物考辨

有学者认为《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中邓先生指邓以讚,罗先生指罗洪先,“罗近溪汝芳”这一传目是误置增入,此篇应并入前一篇《师说罗洪先传》。这种说法实际上破坏了《明儒学案·师说》原来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罗汝芳、邓元锡、罗洪先、邓以讚生卒年代及地域关系、学术师承及特点、邓元锡《祭罗近溪先生文》的分析,可知邓先生指邓元锡,罗先生指罗汝芳,《师说罗汝芳传》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完全能够独立成篇。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分析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唐代散文家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中的一篇。《永州八记》是作者贬为永州司马时所写的一组山水游记文。这组山水游记文是根据作者发现景物的先后连续写成的,分看各自成篇,合看乃是一幅连环的山水图画。本篇所记的主体是“小石潭”,而其题目在“小百潭”的前面又加上“至小丘西”几个字,是与《钴鉧潭西小丘记》相衔接的。下面对这篇作品略作分析。     

試論《九歌》的成就

《楚辞》的《九歌》是楚国民間的祭歌,相傳經过屈原的加工,这是很多学者都承认的。它一共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是祭“天之尊神”的,当是楚人祭天帝之歌;《云中君》是祭云神的;《湘君》是祭湘水男神的,《湘夫人》是祭湘水女神的。《大司命》是祭主管寿命之神的;《少司命》是祭主管子嗣之神的;《东君》是祭太阳神     

从《兰亭序》的“涂改”说起──兼论书法中的“涂改”

当人们赏玩古代书法墨迹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稿》、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经不同程度的“涂改”。近几年来，在各种高层次展览、高层次获奖作品中，我们又见到了不少经“涂改”的佳作。然而，时人对“涂改”还缺乏深刻的研究与思考，习惯地把文字、文句的“涂改”当作了书法艺术的“必然错误”。忘记了文字、文句内容有别于书法艺术内容这一基本道理。使之面对古人妙迹产生疑惑与多余的缺憾，对今人佳作造成曲解而挑剔。对此，本文就书法中…     

试论《九歌》与"二招"的祭祀文学特性

屈原《九歌》与“二招”都是用于巫祭活动的组诗。前者用于驱鬼 ,在楚国大典上颂神娱神以祭“国殇” ;后两篇皆用于国丧活动中招楚怀王亡魂 ,是祭事的两个阶段。两组诗鲜明体现了诗人爱国、忠君的思想情感 ,并在祭歌祭辞的创新、戏剧表演雏形、文学想象、隐喻与象征、情感抒发及语体风格上体现了祭祀文学的特性。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

《报诸侄书》是班婕妤研究中一篇长期遭到“遗忘”的文献。本文考察了《报诸侄书》的传承情况,分析了作者的创作能力,用相关史实印证了文章内容。认为这篇文献属真且如实地反映了班婕妤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妇女的文学批评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学界重视。     

发现女性的光辉:《歌谣周刊》的妇女歌谣研究

妇女歌谣自《歌谣周刊》创刊之初便是歌谣搜集与研究的一大重要主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歌谣与妇女所具有的内在天然联系和外部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合力作用的结果。《歌谣周刊》作者们对妇女歌谣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研究底层乡村妇女命运的历史和社会材料的不足,有利于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歌谣周刊》的作者们在分析妇女生活时侧重于揭露乡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凄惨境遇,这种选择性的文本阐释忽略了对妇女能动性的认识。同时,由于《歌谣周刊》本身“学术”“文艺”的办刊目的,其能为妇女解放所起到的实质作用无疑也是十分有限的。更进一步来讲,透过《歌谣周刊》对妇女歌谣研究的逐渐丰富与深入,也可窥见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逐步建立的过程。     

《文心雕龙》的“道”本体与“文”本原

依照《易传》所描述的的宇宙生成图式,《文心雕龙.原道》篇从“道”与“文”的衍化生成关系上阐述了文学本原论的观点。原始的道——自然的文——广义的文——狭义的文,这是“原道”论为文章溯求本原所作的逻辑推论。考察《原道》篇“道”的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原论意义,可以理清道——经——文三者的关系,进而认清《原道》篇在“文之枢纽”中居于“宗经”主张的理论基石地位。     

《醉翁亭记》主题思想探说

关于欧阳修《醉翁亭记》(以下简称《醉》文)一文的旨趣,历来的评说多侧重一个“乐”字。目前所见有关资料,亦多从此说①。《醉》文通篇用“也”字结句,全文以“乐”字贯之,构成本文十分引人瞩目的显著特点,这是作者“为文天才自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②之处。但正因为这样,历来的人。也就过多的注重“乐”的这条明线。而却忽略了作者以“乐”饰愁,以“醉”     

《红楼梦十论》序

黄立新同志的《红楼梦十论》即将出版,我为作者这些年来的红学论文得以结集问世深感愉快,也为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又可多得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而感到高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论文,绝大多数过去已先后发表过。这些论文就以往的《红楼梦》研究来说,有的是旧题新作,有的是新题新作,难得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立新同志都写得很认真,读者从他的文章里必将有所得益。翻读这部著作,我觉得有几个特点。首先,立新同志为文,每立一题,往往不肯浅尝辄止,而是努力加以开掘和发挥。《曹雪芹与唐伯虎》,这可以说是一个老题目了。还在二十年代,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里,就有一篇《唐六如与林黛玉》,考述《红楼梦》里黛玉葬花一事,“系受古人底暗示而来”。这“古人”,就是明代的“六如居士”唐伯虎。俞先生那篇短文,从《红楼梦》里的一段情节描写,说明这部小说所写故事往往“是有所本的”。而立新同志此文则深入开掘,详尽发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对曹雪芹和唐伯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曹、唐二人同属“间气所锺”,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杰出艺术家;两人都走了一条十分坎坷的人生道路;两人的思想倾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香港作家东瑞短篇小说论

东瑞，原名黄东涛，是香港当代著名作家，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方面均有丰硕成果。他的短篇小说集有《彩色的梦》（1977）、《周末良夜》（1977）、《少女的一吻》（1978）、《系在狗腿上的人》（1978）、《香港一角》（1982）、《玻璃隧道》（1983）、《露丝不再回来》（1985）、《似水流年》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紫荆花书系于1995年推出东端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夜祭》，该集中的作品都是作者“精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端短篇的大致风貌，本文即拟以《夜祭》中的作品为例，来探讨东端短篇小说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