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价值评估

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资源禀赋丰富,其作为群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和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人际交往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在对桂滇黔各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进行调查统计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体育价值评估体系并进行实证测评,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文化内涵丰厚,在乡村振兴中富含多元价值,对促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好不同类型传统体育的特点,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元素,精准制定价值发挥路径,科学合理地加以转化利用.     

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对河北省三个民族乡镇的民族志考察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是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公司、当地居民、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因各自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追求的主要利益不尽相同而采取不同的手段。对河北省两个民族自治县的三个民族乡镇的研究表明,促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旅游产业振兴,提升多元主体对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事务的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规约各方参与行为的同时兼顾其正当利益。     

乡村空间的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村落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拓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出现了村落萎缩、组织体系崩溃、价值体系扭曲、内生动力与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脱贫攻坚具有的乡村空间内涵以及与乡村空间的潜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空间研究视角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改善和提升脱贫攻坚效能。以提升内生动力为中心和多层协同自主治理是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空间关系优化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基于乡村空间整体的综合考虑与整合推进,建立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内公共机构等参与的乡村振兴学习共同体,促进乡村空间多功能协同转型,显示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之全新的空间维度。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依托中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快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是助力沿边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共同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旅游发展能够通过绿水青山、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增收就业等优势推进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使其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美丽乡村。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强化规划引领、提供政策保障，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系列特色旅游品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区域旅游发展、深化协同合作等强有力的策略。     

从“失落”的村民自治迈向有效的协同共治——基于金华市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发展,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多样,人口流动频繁,农村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村民自治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调查发现,浙江省金华市立足农村实际,主动探索改进基层治理方式,走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为了适应农村转型发展,破解由村民自治的困境,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职责及协同互动,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路径选择——以广西自治县域为例

民族地区是扶贫成果巩固、西部大开发以及生态安全战略等国家重大政策实施的重要场域.在乡村振兴语境下,民族地区具有更为复杂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更为凸显.生态产业化模式的经济体系,既有统摄这种多元利益冲突的内在合理性,又有社会实践和自然禀赋基础,使其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多元利益深层冲突的重要形式.生态产业化需要在法治路径上展开,而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需求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法治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的特殊性.     

乡村振兴、内循环与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党中央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提出了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是构建内循环的关键要素,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则需要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地处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如何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和政策协同作用带动产业协同发展,发挥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能,这是解决制约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也由此促进了与内循环的衔接。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分析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入地方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的系统性发展对策。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的实践困境及路径探索 ——基于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鄂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的实践取得初步成效，村寨整体风貌改造实现民族乡村生态宜居，特色产业培育兴旺民族乡村经济及带动乡村生活幸福，特色文化发展兴盛民族乡村文化，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促进民族乡村有效治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执行策略模糊不清、实施资金匮乏的瓶颈。利益分配失衡、城乡差异、村民参与意愿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强是村寨振兴实践困境的归因。与此相应，提高居民保护意识，支持居民参与，科学编制振兴规划，保障村寨建设资金专用，维护群众利益，或许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调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实践的可行路径。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支撑。研究发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当前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突出、产业融合深度不够、要素分配不协调、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等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下一步，应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坚定走高质量发展、特色发展、融合发展、富民之路，推动乡村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促进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及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人口老龄化双重背景下,离退休干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银龄行动”,成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新生力量和有益补充。本文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维度,探索离退休干部特有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专业优势和威望优势等资源禀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特殊困难的契合点,厘清“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运用内容分析法,以离退休干部在四川民族地区助推乡村振兴的37份文本资料开展编码分类和统计分析,深入剖析其参与动机、资源禀赋、参与行为、制度结构环境支助等主范畴的内涵、特点及互动机制。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认可老同志价值、探索长效科学机制、完善配套措施和激励手段、激发本土老年群众内生发展动能的对策建议。     

赋权视角下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研究

在乡村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治理,社会组织将继续深度参与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脆弱性、动态性的特征,需要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对象、目标、内在逻辑方面与赋权理论拥有高度的一致性。运用赋权理论,通过实施自我赋权、个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探索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的路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     

民族村寨的灾后重建与韧性治理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竹壮寨为例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村寨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的脆弱性和韧性并存。龙胜县金竹壮寨在火灾后的重建中注重整合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打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营造灾后韧性社区和韧性社会关系;尤其注重发挥传统自组织寨委制的内源治理作用,提升灾后重建效率和内生抗风险能力。内外结合的韧性治理机制是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有效应对风险灾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乡村振兴中内生动力与外在驱力共生发展的创新路径。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精细化治理研究——以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为例

当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利益与价值取向不断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精细化的要求。西藏乡村社会精细化治理的网格化推进中,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初步建成,取得了不少实效,但仍存在治理人员能力不足、联户机制不完善、信息技术程度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应充分发挥精细化治理机制的有益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矛盾治理精细化立场,通过网格化治理模式完善西藏乡村社会治理全覆盖、社会服务零距离、村民诉求全响应、法律保障全面化的多元共治治理格局,优化网格化治理的顶层设计,注重网格化管理人员及联户代表的多方培育,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中的激励、监督、评价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无宴不成侗：一个侗寨的社会整合方式探究

宴请是侗族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本文基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骆团村长时期的田野调查，以侗族宴请为研究重点，进而探究宴请作为整合侗寨的运行机制。根据宴请目的将侗民宴请分为日常性宴请、仪式性宴请和工具性宴请，从而探讨宴请在整合私人关系、房族网络、政治资源等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现实意义来看，宴请可以被看作是乡村振兴中侗寨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进而为民族地区治理提供新视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国语教育问题的思考

本文站在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的战略高度入手，不仅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国语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国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如何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国语教育问题、提高国语教育质量特别是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提出优化对策。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

"枫桥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历久弥新,并引领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理论上具备"三治融合""三共一体""三化协同"的时代特征,并且能够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基本思路或方式相融合.在实践治理层面上,"枫桥经验"所体现的全面性、代表性、权威性,及其取得令人向往的治理成果,更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为了更好地实现"枫桥经验"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创新,还需要在治理维度上进行"纵向搭梯",兼及"横向撒网";在治理布局上进行"三治融合",并以"自治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