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通与交融:民国时期赴藏滇商的经营之道和历史贡献

民国时期赴藏的内地商人群体在西藏地方的商贸活动,以及伴此产生的与西藏地方各阶层之间的族际互动,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散见于各处的史料和商贸数据,结合实地调研、口述访谈,以期提炼和深化对于民国时期赴藏滇商的认识。云南在藏商人群体兼坐商和行商,多集中在拉萨和昌都一带,往来于滇藏茶马古道,经营沱茶、铜器、药材、氆氇、牛羊皮、土产等商品,在民国时期的民族贸易和跨境贸易中表现活跃,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滇藏茶马古道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使得各类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古道上的云南商人踊跃参与到物资运输及商贸活动中,对我国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探讨彼时赴藏滇商的经营之道和历史贡献,可为新时代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借鉴与经验。     

清末至抗战时期甘南藏区集镇商贸变迁考述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甘南藏区的集镇商贸发展经历了清末民初外国洋行垄断性贸易,抗战前国内商帮对商贸推动和抗战时期政府主导下贸易勃兴三个主要阶段.在这些发展历程之中,集镇商贸呈现出了诸多新的变化,如商会组织产生与发展、商贸重心的扩散及小型集镇兴起、国家加强对商贸控制等.在国家、商会组织等的推动下,清末至抗战时期甘南藏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发展.     

阿卡人的亲属关系与橡胶贸易——以西双版纳扎松板老寨为例

在对西双版纳扎松板老寨的橡胶贸易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阿卡社会的亲属关系如何塑造了橡胶在村落级的市场贸易。他们通过对橡胶交易中关键概念的工具性操控,使得现代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人们的经济行为主要依据传统社会由父子联名制基础上的家族谱系为基本原则的一套亲属关系的多层等级网络。阿卡人正是通过其在村寨橡胶贸易中亲属关系的动态实践理解并诠释了橡胶贸易及其背后的一套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完成市场经济体系的本土化运作过程。     

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以桂西北仫佬族聚居地为例

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网络的演变是透视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窗口。基于对桂西北仫佬族地区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圈层关系的考察,发现社会流动、现代文明以及媒介技术加剧了“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由亲缘、地缘构成的关系网络和互助体系日趋松弛,呈现出时空延续、非地域化、市场化等特征。在民族地区迈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重塑仫佬族新社会网络的“根”与“魂”,将“原生”社会网络的重塑与新社会网络的构建并行并重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商业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以广西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与内外贸易的扩展,交通运输的日益现代化和商路网的不断拓廷,广西原先的社会生产力及市场结构受到猛烈冲击,重新分化、组合.全省市场经济一体化倾向日趋明显,以原有市场网络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以通商口岸城市梧州为核心,以近代商路网络为纽带的新型城镇商业市场网络体系,并由此对近代广西城镇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中俄陆路贸易的变迁

清代中俄贸易经历了赴京商队贸易、恰克图边境贸易、恰克图至天津陆路贸易三个阶段.从19世纪初开始,两国的贸易在商品结构、交易方式和贸易规则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到19世纪60年代,以恰克图至天津线商路对俄商开放为标志,这种转变基本完成.蒙古地区最早成为清代中俄陆路贸易的集中地,且长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以清代中俄蒙古地区的陆路贸易为中心,从两国的商品结构、交易方式和贸易规则三方面来对这一转变进行梳理,以展示清代中俄陆路贸易变迁的过程,并揭示这种贸易的变迁与中、俄两国兴衰的内在联系.     

歇家、锅庄与旅马店：互惠交换传统与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

青藏高原东缘歇家、锅庄与旅马店等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互惠交换传统。互惠交换传统主要依托贸易伙伴关系，为藏族商人、农牧民与外来交易者通过贸易中介从事族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本土的物资交易逻辑和社会交往渠道。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异，出入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族际贸易中介和各族商人群体习得、效仿互惠交换传统，走出城镇，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互惠交换传统的发展趋势出现分化，产生出新的族际贸易中介。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揭示出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历史进程，以及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深度交融的多元面向和地域特色。     

社会资本视角下藏族传统社会人情关系在都市中的流动与延伸——以到成都就医的藏族群体为例

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动员与人情交往关系在藏族传统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社会资本,并随着人口流动不断拓展到传统社会以外的都市社会;借助现代新媒介及社交工具,在中心城市派生出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流动到城市人口的新社会资本。文章以到成都就医的藏族群体为观察对象,通过观察和具体参与藏族在成都就医活动全过程,对藏族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流动及其在都市中被整合利用、成为藏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从"内卷化"到不断外化拓展的情形,进行生动细致地描述与分析。     

拉萨市尼泊尔商人历史调查

在西藏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西藏的市场经济必须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才具有生命力。为此,研究在拉萨市场中占一定地位的尼泊尔商人的历史状况就显得颇具现实意义了。本调查报告从拉萨市尼泊尔商人的历史概况,尼商贸易的历史沿革,尼泊尔商人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其社会地位等方面提供资料和数据,以期对西藏的改革开放有所帮助。     

完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近年来,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均势.本文分析了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产生的原因,探讨了目前解决此类纠纷的主要途径及其现状.最后提出解决好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的法律对策:健全和完善内蒙古中俄、中蒙贸易纠纷解决途径;与俄谈判解决“灰色清关”等顽疾问题,最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纠纷;加强对俄、蒙边贸经营者的法律宣传教育,增强与蒙古国、俄罗斯的司法交流.     

论社会人际关系在近代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工商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广西为例

近代中国传统的工商业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关系经济,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一般遵循着亲缘、地缘、业缘三大交往渠道而展开.这种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人际关系更是近代广西等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工商业经济发展和区域性城镇商业网络构建与运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认为,缘于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信任,在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企业的创办、经营、业务的扩张以及商人之间的商贸往来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和运作深刻地影响到近代广西等西部民族地区城镇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范围与方向.     

云南商人与近代滇藏商贸交流

源远流长的滇藏商贸交流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 ,成为维系近代滇藏往来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是历史上商贸交往最密切 ,对彼此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显著的历史时期。这其中 ,云南商人持续活跃在近代滇藏商贸舞台上 ,为促进滇藏商贸交往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同时也对汉、藏、纳西、白、彝、普米等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新疆喀什噶尔维吾尔女性商人调查研究

1980年代实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喀什噶尔维吾尔女性的影响很大。维吾尔女性商人克服传统性别观点和伊斯兰教教义带来的重重困难,已成为维吾尔商业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她们的经营模式以个人经营和合伙经营为主,主要从事服装、化妆品、首饰品和儿童用品等四类贸易。女性商人的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她们的商业类型和商品质量。     

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对“家族”与“民族”关系的人类学思考

对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的讨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命题之一。从这两个层面去看待家族和民族,既避免了封闭的阈于血缘和文化等传统特征的研究,又避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过度突出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从该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家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揭示二者的相似性,有助于重新思考文化生产、文化再造、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     

从“老外”网络行话看俄侨对汉语言文化的理解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俄语与其他语言文化"碰撞"的过程及结果有进行语言学描写的传统。对俄侨网络话语进行语言学的综合研究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在华俄侨作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虽没有同化到汉语言文化语境中,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类型,但语言地位相同,在现实交际中的不同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俄侨语言团体对汉语言文化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论文试图通过分析俄侨对网络行话"老外"一词的理解与接受,指出俄侨网络话语的独特性,从而阐释俄汉两种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     

近代西康移民浪潮与城市发展

人口流动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西康地区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一次是清末民初在官府统筹下所进行的军事镇戍、垦殖、商贸等活动带动的移民潮,第二次是抗战时期的人口西进运动和西康建省所带来的移民潮。这两次移民潮规模巨大,其直接效果是西康地区城市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促进了西康地区城市从经济到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迁。移民潮使劳动力市场和产品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城镇化水平提高。同时人口增长为西康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人口民族构成、职业构成成分趋于多样化,商人群体的壮大拓展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空间,知识分子阶层随之兴起,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建设也发生重要改变,这为此后半个多世纪西康地区城市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

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某家族所保存的自清代乾隆以来的契字文书,展示了特定区域历史背景条件下家族成长及村落社会生活若干方面的大致情形.从中可以了解到,区域社会以木材的种植与伐运为中心的经济生活中,王朝国家推行的土地制度及相关政策,塑造或改变了地方社会的地权观念以及以地权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     

维吾尔族跨国布料生意困境研究——以新疆阿图什市DXLK村跨国商人为例

本文以DXLK村维吾尔族跨中-吉两国布料商人为例,探讨该村跨国布料生意困境原因及改善之道.导致该村跨国布料生意困境的因素既有环境因素,也有制度因素和商人自身因素,建议通过消除中吉两国跨国商贸的桎梏、充分运用维吾尔人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的善于经商的传统知识体系为跨国经贸合作服务、培养与提升跨国商人本身商贸能力等途径解决困境.     

三亚回族非正规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的调适与重构

三亚回族具有独特而鲜明的社会文化特点,但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发展层面,三亚回族社区与周边的社区乃至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社区具有同质性.本文将分析国家与市场对三亚回族社会关系的影响,并考察三亚回族运用自身社会文化资源对社会关系的调适和重构,从而回应现代社会个体、群体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的问题.     

浅议唐朝政府对外来穆斯林商人的优待及影响

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清明,其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幅增加。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商人-蕃客（商）慕化而来。唐朝政府在有限的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推动涉外经济贸易发展。从政策、法律、行政、商贸、生活等方面给蕃商众多优待,取得了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