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与门槛效应研究

出于均衡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及影响该效应发挥的各类门槛因素.拓展的C-H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存在区域差异.通过拓展的Borensztein门槛模型检验显示不同省份所受到约束门槛不同.东部省份主要受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结构及金融发展等门槛因素约束;中、西部省份除了受到前述约束外,还受到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及教育投入等门槛限制.文章指出,除了进一步支持吸收能力较强省份对研发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外,还应当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对外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便早日越过“门槛”,更多获益于逆向技术溢出.     

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基于新疆 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 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 估计了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 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 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 存在门槛效应。     

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利用2000—2019年中国31个省市(不计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不仅会加剧本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恶化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显著的恶化效应;跨过门槛值后,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增污效应明显减弱。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建议加强地方政府的联动治理、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完善“环境保护”型的政绩考核体系。     

工业智能化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3—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空间杜宾以及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效果与非线性特征。研究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果,即工业智能化不仅对本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工业智能化对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工业智能化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农业生产效率的碳排放效应: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角度分析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基于相邻矩阵、距离矩阵和经济矩阵,农业碳排放对周边省份具有显著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相邻矩阵和经济矩阵,农业生产效率对周边省份都具有显著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不同的省份之间随着农业产值的提高,农业生产效应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不同省份之间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有效的减少碳排放,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水运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门槛特征及解释研究

水运作为工业化中后期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江苏省2000—2016年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水运投资和工业经济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水运投资对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分别于2006年、2011年通过了门槛临界点;水运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效应在2006年、2011年门槛发生前后的增加值略小于门槛前后水运投资弹性系数变化值,表明溢出效应是门槛特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水运投资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影响地区间的工业发展水平。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立足于扩大内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背景,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73个区县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支出的增加在促进本区消费增长的同时,通过区县间消费水平的空间依赖改善了邻近地区的消费;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在2013—2015年呈现互补关系,在2016—2018年呈现替代关系。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对居民的衣着支出、居住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医疗保健支出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食品烟酒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无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收入的减贫效果

根据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减贫效果。 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分布特征,包括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不同收入组的分布、在贫困和非贫困家庭的分布等等。最后,估算不同公共转移项目的减贫效果。根据评估,当前中国公共转移性收入发挥了一定的减贫效果,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26个百分点,但仍存在低保瞄准率低下和转移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农村医疗减贫效果被低估了吗——来自社会空间视角的解释

将社会资本纳入Grossman健康人力资本理论模型,结合灾难性医疗支出概念并构建农村保障社会医疗间接减贫框架,再利用空间Tobit杜宾模型和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保障制度对单个家庭医疗减贫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通过社区社会空间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处于同一农村社区社会空间的其他拥有保障的家庭更愿意为病贫家庭给予经济援助,农村保障的医疗减贫溢出效果显著,并且农村社区家庭之间社会空间关系越紧密越有助于医疗减贫溢出效应有效发挥.(2)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对农村医疗减贫的调节作用需要一定的社区收入水平支撑,而且随着大病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医疗致贫风险分散能力的提高,该调节效应也在不断增强.     

农村医疗减贫效果被低估了吗——来自社会空间视角的解释

将社会资本纳入Grossman健康人力资本理论模型,结合灾难性医疗支出概念并构建农村保障社会医疗间接减贫框架,再利用空间Tobit杜宾模型和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保障制度对单个家庭医疗减贫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通过社区社会空间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处于同一农村社区社会空间的其他拥有保障的家庭更愿意为病贫家庭给予经济援助,农村保障的医疗减贫溢出效果显著,并且农村社区家庭之间社会空间关系越紧密越有助于医疗减贫溢出效应有效发挥.(2)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对农村医疗减贫的调节作用需要一定的社区收入水平支撑,而且随着大病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医疗致贫风险分散能力的提高,该调节效应也在不断增强.     

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研究新进展与动态分析

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研究领域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支出作用于贫困的机制机理、公共支出减贫干预、公共支出政策减贫效应、公共支出受益归宿等问题的研究。通过对该领域文献的研究梳理发现,近几年来对公共支出政策减贫进行空间经济分析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应和特定区域空间相联系,没有空间要素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公共支出政策减贫低效和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空间要素的分析。基于此,提出于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研究中导入空间概念,诠释公共支出政策减贫的空间作用机制,对公共支出政策减贫进行空间甄别与检验,通过要素的空间流动纠正要素空间上的错误配置,有利于实现经济空间优化,获得动态减贫收益。     

中国由ICT渠道获取的国际R&D溢出门槛效应

采用2003-2012年中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信息通信技术渠道国际R & D溢出效应。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相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中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与当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建立Hansen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采用稳健标准差回归,检验各省份由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门槛效应,并从产业转型升级和信息化建设角度分析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取的国际R & 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相关关系;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对当地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     

盐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需要,也是助力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措施。在系统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盐城市2014—2019年区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盐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减贫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区县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盐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贫困县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     

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检验——基于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资本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为此,本文采用了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基本非线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2010年以来资本流动性呈现增强态势。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左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起到暂时的抑制作用;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右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的抑制作用减弱。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均值位于门槛值右侧,长三角区域应采取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机会等措施,提高资本流动性;温州、滁州、安庆等市的储蓄率均值处于门槛值的左侧,这些城市要进一步适当提高储蓄水平,满足更多投资需求,增强资本流动性。长三角城市群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这些结论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空间相关性与溢出效应测度研究

基于对2006—2010年中国30个省市区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的动态评价,从全局和局域两个角度检验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空间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0年中国30个省域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均有所提高,但5年间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综合得分排名变化不大,地区间发展差距仍较为显著,且各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通过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构及测算,发现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其影响下,中国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空间集聚态势的整体均衡性有所改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