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房价上涨是否推迟了初婚年龄？—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价”与“婚姻”是大众热议的民生问题。构建婚姻决策理论模型,探讨房价对结婚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房价上涨对居民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每上涨1%,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增加1.108岁;房价上涨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对城镇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居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发达地区居民;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村地区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受教育程度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论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资本通过对人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的影响作用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既具有扩散和强化机制,又具有“摈弃”功能;社区和家庭的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替代的;我国企业家群体的区域性分布说明了社会资本对其生成的重要影响,以及欠发达地区由“内部人”推动的企业家创新的重要性。技术创新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时,要考虑与本国社会资本的匹配性。制度变迁表明,当新的制度与社会资本的一致性较高时,制度变迁的成本低,成功性高,制度有效率。     

独生与非独生个体的幸福感差异分析——基于CGSS(2015和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家庭的自我选择机制变化导致独生个体总数在不断上升,因而独生与非独生个体的心理特征差异也成为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本文使用2015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借助传统的多项logit和异质性分析两种方法,研究独生与非独生个体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别.结论显示,集群成长环境具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即独生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普遍低于非独生个体.异质性检验则发现,45岁以下独生个体的幸福感整体上是低于非独生个体的.其次独生男性的幸福感相比于非独生男性来讲,其幸福感水平也是显著低的.总的来讲,独生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是显著低于非独生个体的,且这种减小趋势随着年龄的递增更加显著.     

婚配实践的个体本位：农村“老实人光棍”的形成机制

老实人光棍是当前农村一种新型的光棍，这类光棍群体的出现是农村婚配实践变迁的产物。婚配实践包括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两个重要变量。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婚配实践的主体发生变迁和分化。其中，婚配权力的主体逐渐从父代向子代转移，子代个体的婚配意志凸显，父代成为退居于后台的支持者；婚配能力的主体日益从家庭整体转向子代自身，子代的个体性禀赋在婚姻达成中愈益凸显，因而婚配实践呈现出个体本位的特征。当年轻人主导婚配权力之后，其个体性的情感偏好和交往能力直接影响了婚配对象的选择。那些太老实、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的男性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极可能面临打光棍的命运。可见，当前的婚姻市场竞争不再是局限于以父代为核心的家庭经济竞争，而是扩展为子代的个体性竞争，后者放大了个体性因素的婚姻市场分化效应，“老实人”群体沦为光棍的风险显著增加。     

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

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人口结构、家庭资本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

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6所高校402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信息、资源、经验的稀缺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表现的尤为突出,社会资本作为获取上述资源的有效载体,可以弥补大学生创业的资源稀缺和能力的局限性问题,对认识和推动大学生创业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六所高校402位在校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发现:(1)社会资本方面,同学朋友的支持和家庭的创业氛围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学校对创业的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地方对创业的支持变量与大学生创业意愿虽有正向关系,但影响不显著;(2)大学生人力资本方面,学历和经管知识掌握情况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显著;(3)大学生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622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在心理健康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水平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社会信心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沈阳市居民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具体表现为,男性的心理健康体验与人际适应体验高于女性;青年与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心理健康体验与心态平衡体验,中青年人的成长体验水平更高,老年人则具有较高的知足充裕体验;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相比,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体验。     

家庭资本、传播媒介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基于SEM的实证分析

性别平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男女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家庭事业、能力、就业方面较男性更为现代性,但在家务方面有延续传统的趋势;城市妇女较农村妇女在性别意识上更为现代性;现代网络媒介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小于传统媒介的影响;家庭资本(0.191)、传播媒介(0.237)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同时,传播媒介在家庭资本与性别意识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老年人家庭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因此理解老年人的家庭压力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ERI Model）是目前有关压力最为流行的理论之一，大量研究发现ERI能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老年人家庭ERI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表明：（1）老年人家庭ERI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该路径的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58.7%；（2）社会支持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21.9%；（3）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10.7%；（4）社会支持通过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二重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8.7%，所有三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1.3%。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