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利益分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边疆治理

国家认同问题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就存在的民族政治问题,在社会转型与利益分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凸显.边疆治理面临着民族矛盾上升、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流失、跨界民族问题增多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化解利益分化时期国家认同与治理危机,需不断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驾驭民族社会问题的能力,培养民族地区的中介组织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从而达到善治.     

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

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为边疆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目标要求。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对传统治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必须把国家疆域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各民族团结奋斗和国家意志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同正在推进的兴边富民行动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成效同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结合起来。应当准确把握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含义,正视边民和家庭是守疆护边“永不消失的哨兵”,城镇戍边是边疆治理的引领者和主力军,文化戍边是新时代“治疆方略”的新样态。实施新时代“治疆方略”的主要路径是：扎实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夯实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社会基础,继续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着力抓好边疆地区风险治理制度建设,精心打造边疆地区周边的命运共同体。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边疆应急管理需有整体性治理思维

边疆应急管理关乎边疆的安全稳定,关乎边民的安居乐业,关乎边疆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涵.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分析,验证了当前我国边疆应急管理存在的复杂情境,继而归纳出导致边疆应急管理复杂性的四重归因,分别为认知层面、府际层面、组织层面以及域外层面.为了有效化解复杂情境的困扰,边疆应急管理需树立整体性治理思维,从健全预防预警机制、注重各方力量的协调整合、重视制度化建设、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政府公共关系等方面来提升治理成效.     

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因素及应对之策——基于安全的视角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之一。综合分析国际干扰和地缘政治的外因搅动、半径发展制约下的内边失衡、远离国家的边地实在社会、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滋长、极端思想与宗教渗透造成的认知迷离等要素,有助于认知和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安全议题。而治理跟进则要基于"外部冲击""发展差异""治理能力""社会风险""国家认同"五个维度,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缓和外部冲击、缩小发展差异、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风险、强化国家认同。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各族人民”安全

在多民族国家且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边疆的国家中,"各族人民"的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族人民"安全表现在:边疆必须具备各族人民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生态、资源环境;各族人民在边疆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他们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也体现了人的安全;地缘政治的和谐发展则是边疆各族人民安全驻边守边的外部环境。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通过发展边疆教育构建以“大国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国时期化解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一项国策。边疆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国策的制定和边疆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勃兴，渊源于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互动。从知识分子群体层面来看，边疆教育认知涉及边疆教育概念、边疆教育与边疆治理的关系、边疆教育与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教育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切实影响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对其社会实效的评判。探究知识分子群体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既可清晰窥探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轨迹，亦可考察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视域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疆形态”及其学术价值，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经验总结和理论构想。     

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     

论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的多民族在边疆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伴随着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来,因此两者之间的整合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在现实的认同整合过程中,必须调整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取向、转变边疆治理的思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并通过国族建设实现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边疆地区政治整合

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走上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边疆的客观存在与具体状态的呈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构建的效果。为了将边疆地区更好地纳入国家管理的序列当中,使其形成最为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需要运用政治整合的手段来进行推动与转化。这种政治整合行为需要权威的政府或政党进行主导,并且通过合理有效的路径达成政治整合的目标。边疆对于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于内部而言,它是国家稳定与安全的节拍器,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外部而言,它是国际间交往的门户,是区域安全与发展的桥头堡。在国家构建的整体视域下,通过合理的路径针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整合是强化政治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是维护边疆稳定乃至区域安全的需要,是促进边疆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对“异质性”较强的边疆地区的整合,从而形成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接受有序的政治安排。这就要求政治主体克服边疆地区固有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之“分化”趋向,现实距离与情感距离之“疏远”态势,达成资源禀赋与多元一体之“整合”目标。     

“边疆”与民族——略论民族区域的治理逻辑

多民族国家都有相应的处理多民族或者多族群事务的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多民族或者多族群国家都对人口进行严格的分类识别。本研究试图借助福柯治理术的洞见来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治理逻辑。现代治理术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民众相信,政府可以通过实现其意志来满足民众的诉求。然而,就我国而言,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主权为重中之重,这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所谓"边疆"地区有关。中国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国家是执政党的国家,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治理,"倾听"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决策者不根本改变有关执政理念,这种依据"边疆"的程度来对民族地区进行治理与控制的方式,无法给这些地区带来万象共生、和而不同的善治状态。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是新时代以来党推动边疆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功实践的系统论述和经验总结,具有共同性、开放性、可持续性等地域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共同体”构成了边疆地区现代化实践的三重演进逻辑。研究表明,坚持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措施;坚持把统筹安全和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指导;坚持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疆成功实践的主要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一条可选择、可复制的现代化道路。     

“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

以往学界对“天可汗”称号的探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聚焦于其实际功能，而对燕然都护府则少有专门性研究。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看，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是草原部落认同其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而设置燕然都护府则是唐太宗为谋求超越传统以获得“上策”评价在北疆经略中的创新性尝试。善于总结前代经验以制订边疆治策是唐太宗边疆经略的习惯做法，燕然都护府的命名、对突厥降众的安置以及积极经略东北边疆等，都体现着前代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前赴后继地继承与发扬前代治理实践经验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意义、挑战与对策

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从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基础教育薄弱、现代化冲击、民族政策负面效应、境外势力渗透等重重挑战,急需从培育普适性公民文化、转变边疆治理思路、调整民族政策取向、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强化国族认同等方面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的属性和地位——兼论“中国”“中国人”“中华人民”意涵的统一性

中国是中华现代国家的通用称谓,这是和中国的中华民族特征、中华民族的中国国家属性直接联系的.中国、中国人、中华人民的意涵均统一于国家属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国家建设时期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与地位成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国内人民关系认识上的误区与社会利益结构的非均衡.纵向的历史观与横向的世界观是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属性和地位的基本视角.以民主与法治建设为主轴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打通中国人、中华人民、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间区隔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要义与战略基石.